大学之道——论大学教育的人文精神(2)

也有些人虽然承认个人精神素质和德行的重要性，但又觉得德行教育与专业教育没有必然联系，认为两者要分开进行，从而在专业教育中排斥人文道德教育。这其实也是片面的做法。具体怎么样在专业教育中贯彻人文素质教育当然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因人文教育影响和降低专业教育，但在指导思想上决不能把它们当作两回事。古代的工匠和艺人在收徒授艺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是以德行为首的，就小处说是职业道德，就大处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近年来大量披露的学术腐败、官员腐败、医疗腐败问题以及食品卫生问题，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而我们早就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无疑与社会整体上缺乏人文道德意识有关，而现代教育漠视人文素质教育的状况难辞其咎，应负主要责任。进一步说，以担负道统自命的古代知识分子还是政统的引导、制约和监督力量，他们不仅担负传播文化、培养人才的责任，而且还参加实际的政治管理和改良社会活动，并以学术研究活动探索与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坚。我们现在强调建设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也应当继承这一“士”的优秀传统。这就是说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仅应当是各类专业人才，而且也应当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著名学者梅贻琦说大学不是有“大楼”之谓，乃是有“大师”之谓，我们也可以说大学不单是有“大师”之谓，乃是能培养“大人”之谓。“大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①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焉。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也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②可见，“大人”之“大”在于他能实现人所固有的普遍内在价值，大学教育的根本在此，否则配不上“大”的称号。人的内在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无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此，顾炎武区分开“亡国”与“亡天下”，只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③人性泯灭、道德意识丧失、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沦落就是亡天下，这是无分于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是所有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想追求和建立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就必定要以人的普遍内在价值为依据，不能简单地从各个文化、宗教、民族的伦理规范中寻找共同的戒律，因为所有戒律都具有历史性和境遇性，而人性是永恒的，只有在境遇中具体体现人性的戒律才是有生命的；人的内在本性要通过内向反省来认取，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仁义忠恕”之道可以为普世伦理的建立奠定人性论基础，这已经涉及到具体的伦理学问题，在此不必深论。近来，“以人为本”的提出、人权入宪的事实表明国家对人的普遍价值的承认和保护，可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突破并超越了陈旧的思想体系。高等教育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改变以政治教育代替人文道德素质教育的状况，特别是在本科层面上建立独立而有效的人文教育体系，同时在进行专业教育的过程中贯彻人文道德教育。如新闻专业要追求新闻的真实性，而不能炒作新闻、混淆视听；法学专业要追求正义的实现，而不能不辨是非、一味钻法律空子。总之，每个学科都有其“道”，也就是都有其学科精神和职业道德。

学科精神和职业道德以人性为基础体现了人的普遍价值，是人文精神的重要部分，但人文精神是个更广泛和全面的概念，它以人性的自觉与实践为核心贯穿在人生与社会的各个层面。一方面，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人文道德素质的人不会为了一己的私利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农民不会种出连自己也不会去吃的蔬菜粮食；商人不会偷税漏税、不讲信用；医生不会收取红包回扣、见死不救；官员不会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另一方面，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人文道德素质的人又是正义的守护者、权力的制约者和现实的批判者。如果没有正义，一个社会就无法维持，而正义的呼声与实现是人性的力量和文化的功能，文化则通过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渗透和制约起作用。权力必须得到约束和监督，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社会的崩溃。在宪政尚未有效建立的时代，对政权的平衡主要依赖宗教和文化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倡导的“道义”为灵魂，以“名教”为形式对政权进行规导、制约、监督和调节，起到象西方的宗教一样的政治作用。君权在表面上似乎没有限制，生杀予夺任由君主之喜怒，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君主只能“替天行道”，即遵守“道义”，否则就是“无道”之君，从而丧失权力的合法性。“道义”及其具体的“是非”准则是人的普遍固有价值的体现，是知识分子立身行事的法宝，不是任何强权所能垄断和取缔的。秦始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试图用权力代替道义，用专制主宰是非，结果二世而亡，给后世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曾激起无数知识分子的渴望和幻想，但他们不知道“哲学王”成为现实之日，就是他们的噩梦来临之时。政权一旦垄断了哲学，哲学就会堕落为暴政的工具；哲学若是拥有了权力，权力就会无限膨胀，失去控制。“哲学王”在实践中不仅会使政权成为独裁与暴政，而且会使“正义”异化为吞噬人的生命和灵魂的巨兽。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时代、法西斯文化专制的时代之所以是人类文明史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宗教和文化失去了独立性，被权力所玷污造成的恶果。在我国，孔子幸亏仅是“素王”，否则也难免象王莽一样声败名裂；他能取得不可替代的伟大的历史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效法的楷模，就在于他表达了人类的普遍价值和社会正义，是文化的集大成者和独立精神的体现。文化的独立性是知识分子获得独立性的根据，而当伟大的政治领袖兼任伟大的思想导师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只能沦落为附在某种皮上的毛。丧失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仅仅是专业人员和一般文人，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是现实的批判者，独立性是实现批判功能的必备前提。现实社会总是有缺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屑于为讨好权力歌功颂德、用理论粉饰现实，他总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思考现实、揭露问题，对社会不合理现象、腐化现象进行无情的批判，并找出解决办法、指明方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依赖于文化的独立性，文化的独立性在于体现人的普遍本性的人文精神的独立性。人文精神是文化的灵魂，是知识分子的灵魂，同样也是大学教育的灵魂，能不能培养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各类人才应当是衡量大学教育成败的决定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