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具性到本体性(1)
2018-03-01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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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伴生于人类社会的产生,其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不言
[摘要]语言伴生于人类社会的产生,其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明。本文从传统语言观对语言的工具性理解着笔,进而分析了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几代哲学诠释学家的语言观,借此,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所理解的语言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并逐渐从对语言的工具性认识深入到本体性认识。 [关键词]语言;工具性;诠释学
关于“语言”《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解释:“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一视同仁地为各个阶级服务。‘语言’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并举时只指口语”[1]。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语言首先是被作为一种工具,可以说这是大多数人甚至哲学家通常的看法,然而语言又不是普通的工具,它是人类所特有的,并且是承载人类思想这种无形物的工具,空气虽然无形但我们可以通过特殊的科学仪器测定它的组成,对于思想,若非用语言表达,我们是无法测度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语言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实际上它也确实没有被忽视:古今中外的哲学研究者们一直对语言的工具性保持着应有的关注,中国古代有“文以载道”的说法,正是意指语言文字是思想的载体;还有“得意忘言”一词也是说语言只是传载意义的工具而绝不是目的,所以达到目的后完全可以将之忘却,或者换言之:语言是可以超越的。古希腊的哲人们亦很早就提出了自己对语言的工具性的认识如:亚里士多德就在其《解释篇》中写道:“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2]76。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有外部事物所引发的人的内心经验然后才有表达这种内心经验的符号——口语和记录口语的符号——文字。在这里语言只是后于客体出现的描述、表征客体的工具,只是客体的附着物。这种认识在传统语言观中一直大行其道,甚至在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转向之后也仍然很有市场:逻辑分析学派将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的中心任务就在于认为语言是承载意义的工具,要澄清意义首先就要细致地分析语言。然而,语言真的只是一种工具吗?让我们来看看诠释学家们的观点。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ペ故脱ё缘生之日起就与语言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从词源学上说诠释学一词(Hemeneutics)源于赫尔墨斯(Hermes)——一位古希腊神话中负责向人们传递众神旨意和消息的信使神,即众神与凡人的语言不相一致从而无法交流与沟通,需要赫尔墨斯从中进行相互间的翻译、转换或解释。可以说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形式或时空上的差异就不会有诠释学的出现与存在。所以语言一直是诠释学无法避免的重要议题。但是不同时代、不同的诠释学发展阶段下的诠释学研究者或诠释学家们对语言的重要性的理解却是不尽相同的。在施莱尔马赫之前,诠释学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技艺,主要涉及语法学和解释技巧的一些问题。其目的在于排除歧义以使词与命题判断相一致,语言在当时是作为承载思想的工具而被当作诠释对象的,它的意义确实只在于对象性与工具性。直到近代德国宗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通过努力将诠释学发展成作为“理解的艺术”的一般诠释学或普遍诠释学,并对理解的语言性给予重视,他认为解释或理解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语言从心理上再现文本的精神意蕴。而早期的诠释技艺只重视从语言学、语义学上分析文本,这种仅仅将语言当作一般的公共工具的态度,很容易忽视语言使用的当下情境性和私人体验性,从而造成对文本的误读。为此,施莱尔马赫建立了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相结合的方法来避免这种误解:语法解释涉及语言的形式方面,心理解释则要求首先了解作者当时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思想状态和影响其的外在环境,再设身处地地去解读文本,他认为这样才能真正的把握作者原意。施莱尔马赫建立起的古典解释学虽然注意到语言不同于一般简单的工具而与历史情境及个人体验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他的诠释学仍然是以方法论为中心的,并没有将语言放在诠释学的中心地位来加以重视。施莱尔马赫之后的著名的诠释学家狄尔泰通过在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划界将诠释学确立为人文科学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其研究的是“客观精神”和精神世界,所以对它们的研究不能采取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而必须用诠释学的方法。狄尔泰强调语言正是一种客观精神,是生命与精神的外在载体与表现,而诠释学所要理解的文本就是人的生命所留下的符号形式,是由语言凝固起来的“生命表现”。所以理解就从生命的外在表现中获得内在的生命知识的过程。这样狄尔泰就将语言与人的生命、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从而大大提升了语言的重要性。但是狄尔泰也始终认为诠释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超越诠释者和文本之间的历史距离,摒弃诠释者的个人偏见,再现文本的原初意义。由此可见,他也没能完全摆脱西方传统客观主义的影响,其诠释学思想带有明显的客观主义方法论痕迹。语言的重要性在其中的体现也是相当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