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全球化”研究(8)
2018-04-02 01:00
导读：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
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在传统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保护国内的教育市场和防止文化侵略，而在新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快速扩展我们的教育规模和提高全民的教育层次，因此必须进行前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
六、“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事实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认识，使得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左右摇摆，缺乏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否则就有可能丧失“教育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难得机遇，从而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把学校当成与西方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主要阵地，并且认为只要政府严加控制学校中的思想阵地就一定能够保证学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这是所有落伍观念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也是导致政府在教育领域没有采取更积极和更宽松教育发展政策的主要观念障碍。事实上，除非我们重新回到二十年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否则永远不可能再现当年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状态。一些好心的人们希望在经济上继续加深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同时，政治上回到以前的“纯洁”状态。姑且不说这种想法已经被所有希望如此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击得粉碎，就是抽象地讨论这种可能性，认为政治和经济可以不协调发展的观点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在当前知识经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开放度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如果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学校来左右学生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那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就一定是太天真了。现在退一步说，即便政府实现了对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就如“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情形，是否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状态？是否就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状态呢？毫无疑问，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担心民间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的教育服务市场呢？再退一万步，我们的留学生单枪匹马进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海洋我们都不怕，国际资本（资产阶级的细胞）到国内来办学（进入无产阶级的海洋），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建立更加健康和更加开放的心态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教育发展机遇。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第二种落伍观念是认为只有政府的集中管理才能保证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学校教育的质量，才能保护受教育者的利益。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考察建国以来的教育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恰恰是政府集中计划管理最严厉的时期，教育发展最缓慢，公众受教育权利受到的侵害最大，教育发展最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薄弱学校的存在就是明证。而在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由于放松了对教育发展的计划管制，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和民间参与教育发展的积极性，才极大地改善了教育供给，缓解了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大大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再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政府除了在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制度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对教育的管制有助于保证学校教育质量和保持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教育是公共产品，非由政府提供不足以保持足够的数量，义务教育尤其如此，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民办教育应主要进入非义务教育领域。”这也是一种是似而非的认识。根据现代公共政策的实践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除了极少数公共活动领域外，如政府、议会、国防、军队、警察等显示、表达国家意志和公共权力的活动，其它无论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都应该由市场提供或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更有效率也更公平。这一结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是一种常识，但在我们这个还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灌输的“私即恶”的的传统观念，以及以此为经济伦理基础的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的垄断和全面管制，不断强化人们对民营部门的不信任感，使理论界在担心政府推卸义务教育责任的潜意识驱使下，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视而不见，对民办教育在增加教育供给，包括增加义务教育供给方面的积极贡献和巨大潜力心怀疑虑，寻找种种理由反对和限制开放教育市场，由于这种观点披着学术的外衣，又扛着公平和正义的旗帜，确实有着很大的市场，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