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是不可或缺的(2)

    当然，这一点说起来要比实际去做容易。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出于维护和平的愿望对希特勒做了过多的让步。当希特勒在半年过后用武力撕毁《慕尼黑协定》，使张伯伦也明白了他的战争野心之后，张伯伦放弃了绥靖政策。他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度，要求扩充英国的军备，并声称保护波兰的边界，但是，这样做并没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40年过后，西德大部分和平运动组织以类似的方式表示愿意向强大的苏联做过多的让步，而忽略了自己的防卫力量以及我们的防卫同盟的力量。倡导东方政策的维利·勃兰特对此没有让步，我作为他的继任者同样没有让步。我们做梦也不允许西德的防卫观念有丝毫的削弱。张伯伦的例子以及和平运动的例子都证明：仅有和平的愿望还不够，对维护和平来说，理智和判断

力这些品德同样不可或缺。

    维护和平，或者恢复遭到破坏的和平，不仅需要理智，而且也需要妥协的意愿。甚至一个国家内部的和平也要求量相互矛盾的利益和目的各方具有达成适当妥协的意愿和能力。有些德国人还是要学学不要一见到“妥协”这个词就立刻想到“可疑的”妥协，而是要把妥协的意愿理解为理智和正义的不可缺少的补充物。

    任何劳资协议必然都是工会的要求与雇主联合会给出的条件之间妥协的产物；任何立法都建立在多数人的不同主张之间达成妥协的基础上，在《基本法》要求2／3以上多数的场合更是如此；任何一家好的出版社都必须在学术名声与经济要求一一年底结算时不要亏损一一之间找到妥协办法；在任何公司、家庭和婚姻当中，经常使不同的观点、利益和愿望之间达成妥协也是必要的。相互让步的能力和意愿是文明的标志。

    对维护社会的内部安定来说，宽容和达成妥协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美德。哪里缺少它们，哪里就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宗教不宽容曾经引发了反犹太主义、三十年战争和延续多年的北爱尔兰内战。至于政治不宽容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我们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已经见到，目前在几乎所有专制国家可以见到。

    然而，如果以为只有宗教界人士和政治家才需要尽量保持宽容之心，那就错了。我们所有公民都要有宽容之心，无论是对待工作场所、办公室的同事还是对待邻居、房客都要如此。有人相处的地方总会有争执，但是，只要我们学会宽容并愿意妥协，许多争执是能够避免的。只有遇到重大的争执时才需要诉诸法庭。惟一有害的是对不宽容采取宽容的态度。

    在公民道德当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当属团结。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认为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价值。这项美德还有其他一些称呼，譬如慈善、关怀、主动关心、博爱、友谊、友爱然而，从根本上说上述称呼所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愿意帮助他人。我们看到，在重大危急关头，我们这个民族表现出了高度的无私关怀精神。无论在1962年北德地区水灾还是在1997年奥德河流域水灾期间，无数国民都以种种方式帮助深受洪水危害的居民，许多年轻的士兵和平民甚至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奋战。当媒体报道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以后，许多德国人为提供发展援助尽力有些人甚至不惜为此紧衣缩食。　

    “团结”一词是19世纪末由俾斯麦所反对的工人运动带入公众意识中的，“团结”所依据的原则却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当然，鉴于两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被毁城市废墟中的、防空洞和难民潮中的痛苦经验，“慈善”在我们这个世纪有了新的涵义。在未来也有必要让我们的后代拥有团结的美德一一因为危急情况在将来也还会发生。然而，我们不必等到电视报道了许多人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之后才需要我们去助人，相反，一看到周围有人遇到不幸，就要立即给予帮助。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违背规矩的情况。如果没有体谅、整洁、礼貌、守时、自律这些看二似无关紧要实则有用的公民道德，日常生活很快就会让我们觉得痛苦。譬如，我们为什么要容忍有人用喷罐把我们的墙壁、桥梁和快速铁路车站涂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学校领导和大学校长不能命令学生自己去把他们弄脏的走廊和厕所打扫干净？

    我们在学校里、至迟在职业生活中会学会守时；而学会礼貌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方面，上一代人要起到表率作用；为人可靠和工作诚实更加重要，这种品德同样只有经过艰苦的历程才能习得，要经过实践磨练，要经历认同和指责，必要时还要采取拒绝态度一一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不诚实的人。

    目前，有些公民道德遭到非议，如勤奋、守法、履行义务、忠诚。德国的专制制度曾经以恶劣的方式滥用过这些美德。无数受过上述品德教育和训练的人，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被迫执行上述要求的人事后才明白他们的人格遭到滥用。我们从这种经验中了解到：几乎所有美德都会被上司、上级机构乃至国家滥用。正如纳粹滥用了无数人的勇气一样，美德的确会遭到滥用。然而，纳粹的滥用无损于美德对于当代和未来的意义。相反，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需要基本美德和公民道德一一从义务意识到理智。理智可以帮助我们预先弄清滥用的可能性，而勇气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滥用现象。

    勇气不仅是指体力过人，而且也是指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胆量。当1977年施莱尔被劫持以后，工业家埃伯哈德·冯·布劳希奇带上一整箱子钱赶往异国（和我事先给予的许可），去与一位据说是“红军派”联系人的人物接触的时候，他身上充满了这种勇气，因为此举有生命危险；此后不久，当汉斯一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和边防大队指挥国员瓦格纳带领一组边防队员前往解救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理的飞机，并最终在摩加迪沙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同样充满了勇气，因为这种行动风险很大；当古斯塔夫·海涅曼1950年为抗议阿登纳的对外政策而辞去第一内政部长职务时，他同样也充满了勇气，因为他的辞职（以及他随后退出基民盟）可能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结束。　

    上述事例证明，谈到勇气，它不仅仅意味着机智过人，或者盲目的武夫之勇，相反，它首先要求权衡利弊，做出自己的判断，此后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判断付诸行动，即使遇到危险也是如此。然而，这样做完全会引起重大，怀疑。　归根到底，关键在于个人能否不顾自己的勇气多少或者撇开勇气不谈去遵从一种他所推崇或认可的基本价值。因此，汉斯一约亨·福格尔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要求不能仅仅意识到美德，而且要考虑到美德和价值两个方面。

    1944年7月22日参与反希特勒暴动的人们经历过这种紧张的心理冲突。参与者当时愿意为了更高更大的目标把服从和忠诚的军人道德放到一边，放弃他们的誓言，然而，参与暴动者在下述问题上有分歧，即为了推翻独裁统治是否还要违反十戒的第五条（不要杀人），把希特勒也杀死。两种道德基本价值在该问题上发生冲突。只有靠良知才能做出决断。

    在平常的生活历程中，类似的重大道德冲突几乎不会发生，但是，良知决定有时是难免的。在政治家的生活历程中，此类冲突相对多一些，

也更严重一些。政治家不仅在良知面前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且对外，即在议会、政党、选民和公众面前也要对自己的作为负责。没有良知的政治就会倾向于犯罪。

    政治家理应毫无条件地保持诚实，然而，他任何时候都不能隐瞒真相，任何时候都不能撒谎吗？我想再举一个发生在施莱尔被劫持期间的例子。显然，我们当时要对劫持者制造迷惑。尽管媒体密切关注事件的经过，可我们还是连续许多天成功地封锁了一架满载边防队员的飞机已被秘密派往摩加迪沙的消息；我们还佯称愿意释放“红军派”的罪犯，给劫持汉莎航空公司飞机的人造成迷惑。事后没有人指责我们这种隐瞒真相的做法，我们的做法被认为是可取的。

    实际上，当时，每天使我们的良知受到极度困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恐怖分子占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使馆和绑架汉斯－马丁－施莱尔时一样，我们当时面临的选择或者是释放在押的谋杀犯（他们有可能出去杀更多的人），以此来拯救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的90人的生命，或者是坚持法律和法规，迫使恐怖分子不敢进行新的劫持行动。我们知道，无论怎样做，都会留下遗憾。

    因此，一个政治家有时可以说谎或者必须说谎。关键在于他的政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为此，他要事先考虑到后果，在作任何一个决定时都要保持理智一一理智也是一项基本美德。

    所有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普通公民，尽管他们通常无需做出给他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决定。他们在必要时也可能不得不说谎，他们也要对自己的良知负责。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平民和执政者都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我们自我设计个人生活的机会比所有过去时代的人都多，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的社会陷入混乱，我们的选择和机会将一去不复返。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即每个人都要对公共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他人和整体尽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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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来具有维护自我、繁衍后代和保护自己的活动区域的天性，我们的基因让我们不宜于和平共处。我们具有本能，但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作为群居生物、作为在共同体中生活的生物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能力都要靠学习得来。如果没有教育，我们将相互争夺食物、相互排挤，必要时甚至相互杀戮。因此，我们需要各种规则一一从十戒到《基本法》，直到刑法；我们需要有人在周围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传授共同体和社会中的生活之道。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产生影响，当然并非都是好的影响。我们学习用刀、叉、勺子吃饭，学会洗澡，学习不说谎、不偷盗。在家庭、学校中，在游戏或体育协会中，我们学习各种必要的行为方式。至迟在职业生活中，我们还要学会适应、顾及他人，甚至还要学会守时和诚实。一旦我们触犯了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就会遭到批评、鄙视或者拒绝，有时一一尤其在小时候一一一甚至还会受到惩罚。至此，一切都还顺利，也合乎目的。

    然而，如果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如果学校力不从心，如果电视、录像、电脑和长时间所灌输的内容冲淡了父母和学校的教育影响，如果儿童和青少年陷于不良社会环境，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虐待，那么，不良影响就容易占据上风，社会化的行为就得不到培养。如果一个未成年人陷进某个以破门盗窃和盗车为乐事的青少年团伙，或者卷入毒品团伙，成为毒犯或犯下拥有毒品罪，或者加人强盗或光头党集团，他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而他自己也会危害他人。这时再对他进行道德和美德教育就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了。他这时所需要的是个人关怀，然而，谁愿意做这种事呢？结果，等待他的望望是警察、刑事法官和监狱的惩治。

    目前，在一些大城市的某些地区，父母和学校难以发挥足够的正面影响。许多教师已经无计可施，他们尽量把自己的工作限于根据教学计划传授知识；还有些教师片面地和肤浅地理解反权威教育的斗争口号，有意识地不给学生树立自然的、建立在修养和道德以及法律基础上的权威。以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儿童和青少年不懂得规矩为何物。这种教育现象还有个时髦的口号，叫做放任主义。然而，无视任何权威的放任式教育不能叫做教育。

    因此，过早地将班级集体分解为专科小组形式，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学生免修他们不愿学或不感兴趣的课程，是一种错误。一般说来，专科教师代替不了班主任的作用。班主任往往最了解学生，能够最及时地给予学生亲切关怀。一个好的班主任每周都有许多时间同他的班级在一起，更有机会激发和促进学生的好奇之心、首创精神、独立性、想像力和创造性，同样也更有机会激发和促进学生之间相互谦让、帮助和批评的精神。年轻人必须学会两种东西，即批评和接受批评的能力。

    就传授美德而言，实践比任何理论课程都更加有效，后者只能起到补充性的作用。可是，我觉得，目前在培养教师时过于重视科学理论，而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实践关注较少。如何引导儿童的参与精神和自己动手的能力，如何唤起他们的创造性，如何培养合作精神，如何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约束，并在此后逐步放松约束一一对于所有这一切，未来的教师们只是在理论方面有所了解，还缺少对于未来教师职业的实践准备。教师的确应当向学生传授知识，因而他自己必须拥有知识。然而，教师对儿童和青少年施加教育影响的能力也同样重要。

    价值、态度和美德必须通过实践经历以及榜样和表率的作用才能变成内心的东西。这一点适用于实科中学、文理中学和职业学校，也适用于大学和教会。能够背诵一些戒律和美德，在未来什么时候或许是有用的，但对青少年来说这些内容只是些词句。目前各种组织中的青少年工作在传授美德方面比抽象的伦理课程成功得多。对青少年来说，在按照教育原则开展活动的青少年小组一一它要求所有成员积极技入并具有牺牲精神一一中的实践经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