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地方国家政权的内卷化(3)
2013-08-18 01:03
导读：民国时期的政权内卷化在日本侵占的华北地区达到了顶峰，日本在其占领区推行大乡制，如推行清丈土地、催征钱粮等确实比原来机构更有效率，但是，为
民国时期的政权内卷化在日本侵占的华北地区达到了顶峰，日本在其占领区推行大乡制，如推行清丈土地、催征钱粮等确实比原来机构更有效率，但是，为了完成这样任务，往往迫使乡村领袖与村民对立，结果使正直之人退位，地痞恶棍充斥于乡村政权，“这使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更为降低，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卷化’的政权扩张。”12
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土地改革，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从经济上来说，土地改革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地租，限制了商业信贷的利息，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虽然农业税率(在1953年前超过10%)远远高于明清时代和抗战前的国民党政府的税，但亦应考虑到租税之间替换，总的说来农民的负担比1949年之前大大减轻了，虽然农民的生活仍然很苦，但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很快建立的农业集体化又重蹈了中国小农经济内卷化的覆辙，“集体生产制度不仅没有消除过密化的倾向，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倾向。与家庭农场一样，集体单位不能解雇其过剩的劳动力，既然有剩余的劳动力，在维持生存的压力下会导致不停地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从逻辑上说要延续到边际产品达到零。”13农业集体化是一种国家拥有土地和其它农业生产资料的农业生产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把这种所有制视为“不在国家所有制”，它与“不在私人所有制”一样，难以实现对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14。经济上的内卷化是否会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呢？从政治上来说，新的国家政权打倒了土豪劣绅，铲除了国家经纪体制生存的基础，完成清末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国家政权的建设目标——把乡村社会的管理者纳入国家官僚体系。新中国政权通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强化了其深入社会基层的权力。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基层扩张的又一里程碑，它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的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15但是，这样毫无节制地扩张权力必然带来职能多、环节多、信息不灵，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科层制度的种种弊端，为经纪体制的再生创造了机会，地方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
大学排名 三，新中国政府解决了政权的内卷化问题吗？４
新中国政府真的如杜赞奇所言的那样解决了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吗？三位美国学者弗里曼（E.Friedman）、毕克伟(P.GPickowwicz)、赛尔登(M.Selden)在其所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一个考察新中国地方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例子。1972年三位作者访问中国，并于1978年获准到河北省饶阳县的五公人民公社做调查研究。五公人民公社是当地的一个“明星”公社，1953年以来一直被官方当作社会主义农村战胜贫困的典型。这本书考察了1935年-1960这四分之一世纪地处华北平原的五公村的农民生活，期间经历了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战、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朝鲜战争、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百花齐放，反右运动、大跃进及其造成的人间悲剧。这本书“详述了这个体制（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如何强化了传统文化中某些违反人道的方面，从而不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中国人民陷入痛苦和羞辱的困境。”16“这个体制堵死了任何容易通向现代化形式的更自由的途径。”17
1900年出生的耿长锁是五公村近几十年来的中心人物，他在抗战后期的1944年，迫于生计加入一年前成立的合作组。耿长锁与合作组成员精心经营，加上县、区的支持，合作组很快就取得另人羡慕的成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发展经济的典型。抗战期间，作为抗日根据地的五公村庇护过多位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对耿的合作组多持支持态度，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五公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提供了难得政治和经济资源。耿长锁很快成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不久又成为五公村当支部书记，利用自己的权力在1948年的战争期间，“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和由个人关系网组成的党组织。”18此后，虽经历几次反复，耿在政治上都准确能领会上级意图，与其政治庇护者保持紧密联系，成了政治上的不倒翁。耿的合作组织的典型性逐步放大，不仅成了河北省的典型，还成了全国的典型，耿个人也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荣誉和象征着社会主义的各种文化符号。典型放大的过程，也是耿建立和扩大自己关系网的过程，到了20世纪60年代，耿在五公村建立了家长式的权力统治。在以后的岁月里，耿又通过下一代的婚姻关系把自己的关系网进一步扩大，比如二女儿耿惠娟的对象是中共饶阳县县委副书记的儿子。耿的五个女儿和两个养女的丈夫都是拿国家工资、吃商品粮的人，长子耿得禄先是在北京
电影制片厂工作，后成为五公电厂的负责人。1984年，张满囤成了五公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是耿长锁大女儿耿学仁的儿子，也就是耿的外孙，“而耿唯一成年的孙子是保定市银行的负责人。党内家长制把村社权力的火炬交给了家族血统中最有前途的人。”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