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地方国家政权的内卷化(5)
2013-08-18 01:03
导读：四，改革能解决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吗？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从社会基层有所退缩。对农村来说，国家试图使地方国家政府的权力
四，改革能解决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吗？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从社会基层有所退缩。对农村来说，国家试图使地方国家政府的权力有一个边界，提出要党政分开、依法行政，并尝试用“村民自治”来制约乡村干部的权力。但是，从结果上看这样的努力并不成功。国家权力的大面积腐败使得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地方国家政权也更加内卷化了。土地集体所有和渗透到社会基层的党政权力这两项农业集体化的政治遗产，堵死了地方国家政权现代化的任何可能。乡村干部的“赢利型经纪人”特征更为明显，这个体制可以自我复制、不断膨胀。县级政权也加入到经纪人队伍中来，形成所谓的“吃饭财政”——县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来发工资，甚至还不够用来发工资的，为了养活这么多干部，必须巧立名目多收费，收了费可以养更多人，县乡两级政府都陷入了“养人收费、收费养人”的怪圈之中。27而这样的现象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经出现过：“由于大部分县财政用于发放工资而甚少购置设备，故地方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似乎只是在养活不断庞大的官僚和国家经纪集团。”28这个集团利益已经与国家利益相冲突，农民对其不满但没有制约的手段，中央政府也深知其害，但无能为力，因为中央政府是这个金字塔体系的顶端，它本身和地方国家政权有着同样的结构和运行法则。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尝试从这个体制内部来解决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问题，但都没有成功。比较著名的是湖北省的两位乡镇官员，一是湖北黄石市河口镇的党委书记董阳，1996年9月到河口镇任职，面对一个受灾严重的贫困乡镇，董阳试图裁减镇、村、企业的冗员、提高行政效率，结果招致十八名镇机关干部联名上书，要求将其调里离现任岗位，上级在其任职九个月后将他调到区科技局当局长，而这个科技局包括局长在内只有两个人。29另一个是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他通过“告御状”的方式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写信反映农村社会的严重危机，发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吁。李昌平此举引起中央派人调查监利的问题，引发所谓监利改革旋风，但也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李昌平因破坏官场的游戏规则，不得不辞职离开。监利县乡两级冗员队伍之大、人数之多让人难以相信，比起20世纪三十的“赢利型经纪人”队伍，不知要膨胀了多少倍。“1992年后，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县长、局长、书记或身居要职的关键人物的老婆、子女，安排到某个单位，只拿工资，根本不用上班。‘头头’们相互关照，心照不宣。这种‘只吃皇粮，不打仗’的人，在很多单位占一定的比例。”30尽管中央政府为减少农民负担进行了几轮政府机构的改革，但就在李昌平工作过的湖北省监利县，在已经完成几轮政府机构改革后，该县红城乡财政供养人员2001年底仍有1541人，单单一个财政所就养了105人，所长、副所长最多时有14人。为完成最新一轮机构改革任务，必须把105人减少到32人，这个受到两任省委书记批评过的乡财政所，不得不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该谁下岗。那些下岗的人并不会永久地失去他们工作,而是“轮岗”，“轮岗”期间每人每月拿300元的生活费，一年后那些在岗的人下岗，目前处于“轮岗”状态的人再上岗，这些上岗的人和轮岗的人都要农民来供养。31由于权力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向上流动的机会是有限的，对于没有机会向上爬的人来说，在现有位置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就是必然选择，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权力中人相互利用、结成利益联盟，通过行贿和欺骗来对付上级，通过恐吓、威胁来盘剥下级或底层社会的民众，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比民国的时代的苛捐杂税有过之而无不及。欺骗上级的手段在毛泽东时期就已经公开化了，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上级要看的地方、要见的人都是事先安排、通过精心策划的。就河北省领导人来监利视察工作一事，监利县“动用了全县所有的机动警力，整个准备工作内紧外松。对有可能‘乱说乱动’的人都进行了重点布防，对有可能堵车或不安全的地方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警察。对各级汇报材料都进行了审查，统一口径。甚至对领导在什么地方下车，哪位先上去迎接，到什么地方打坐，在什么地方上厕所都安排的非常周详。”32在五公村对付农民的是民兵和警察，在监利县对付农民除了警察外，有多了农村中的地痞流氓，“由一两位干部和一帮流氓地痞组成的小分队横行乡里，‘管束’农民、欺压农民，只要不出人命，告状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究责任，县领导往往会既唱红脸——假装从严处理责任人，有唱花脸——用钱把事情摆平。”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