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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在组成企业的契约中，处于极其特殊的位置，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从传统的角度来看，经理是作为生产中的一个人来看待的。他和办公室的职员、流水线上的工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是日益高度分散化的分工，才导致了诸如经理、生产工人、一般管理人员等等的产生。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经理是个“合同收益者”。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中使用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加之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越来越复杂，这就使得经理逐步的从一般的生产者行列中慢慢的独立出来，成为一个面临复杂环境、拥有较大自主决策权、且承担很大风险的“职业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理已经上升到人力资本的范畴。因此，现代的大企业，经理除了属于“合同收益者”外，还部分的属于“剩余收益者”。这样，当经理和债权人组成契约时，由于经理的双重属性，使得经理和债权人之间关于企业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他们二者所组成的契约也不可能是完备的。因此，我们研究经理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必须从“合同收益者”和“剩余收益者”两个角度去分析。
四、作为“合同收益者”的经理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
作为“合同收益者”的经理和债权人同属于“合同收益获得者”，他们之间的代理成本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机制发生作用呢？我们认为，这需要从二者的“合同约束效力”上进行分析。作为债权人，其合同收益的约束受到法律的较强保护，这主要体现于收益的价格（表现为利率）、收益的保障程度、收益的追索等等都有明确的法律作为保障。虽然也是通过一对一的谈判组成的契约，但基本上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而经理的合同收益，虽然也是通过一对一的谈判组成的，但收益的价格（表现为经理的工资）、收益的保障程度、收益的追索等等都不如债权人的法律保障程度高。因此，经理的合同收益相对于债权人的合同收益，是一种弱势的合同收益。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来，即当债权人的合同收益不能得到保证时，甚至可以导致企业的破产，而经理的合同收益得不到保障时，却鲜有可能导致企业的破产，从这个方面看，也可以看出经理的合同收益的保障弱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同属于合同收益的前提下，在目前虽然我们还没有相关的财务规范的前提下，债权人的合同收益是优先于经理的合同收益的。正是由于经理认识到债权人的合同收益从理论上讲要先于自己的合同收益，出于自利的考虑，于是在契约的履行过程中，便出现了经理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这特别表现在当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时，一个企业虽然早已不能履行对债权人的承诺，但是，经理却照旧从企业领取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工资，这是典型的经理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
五、作为“剩余收益者”的经理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
经理作为“剩余收益的索取者”，突出的表现在，经理除了获得工资、奖金作为劳动的报酬以外，还可以获得企业的部分期权。根据期权的性质，经理可以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按照某一事先约定的价格，买入若干数量的本公司的股票。由于这种期权的性质，导致了经理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这种代理成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经理有动机进行财务造假，推动公司财务风险攀高从期权的性质看，经理的买入价格是锁定的，而股票未来的市场价格则是不确定的。当市场价格低于锁定价格时，经理可以不行权；而当经理预期股票价格达到顶峰时，他可以随时行权。由于自利动机的存在，经理对一个较高股票价格的期望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当公司财务状况不尽如人意时，经理为了找寻一个有利的行权机会，极有可能进行财务造假，推动公司财务风险攀高。当公司存在较高的财务风险，而债务契约又没能及时反映出这种较高的风险时，便会导致债权的缩水，使公司债权的价值急剧下降，这就是经理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2、作为“剩余收益者”的经理和债权人之间代理成本的第二个表现形态是，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经理从控制权的角度出发，又会诱使债权人投入更多的资金进入，挽救濒临破产边缘的企业，结果导致债权人更大的财务风险的发生。具体过程是，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经理和债权人就会针对企业出现的财务问题进行谈判。这时，经理会威胁债权人，如果债权人不能继续注资挽救这个企业，那么债权人的损失是巨大的，众多的债权人共同面临一杯剩羹。反之，如果债权人能继续投入资金，挽救企业免于破产灭亡的命运，那么，随着企业的生机好转，企业对债权人的承诺则会得到及时的履行。这实际上是经理通过威胁手段，把债权人和自己绑在一起。这种迫使债权人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情，是一种典型的经理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属于作为“剩余收益者”的经理和债权人之间代理成本的另一种形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企业本来已经无可救药了，但债权人还继续“注资”拯救企业，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参考文献
[1]沈艺峰.资本结构理论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