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人力资本产(2)
2016-05-29 01:07
导读：ModelSOETVEunstandardizedStd.ErrorunstandardizedStd.Errorcoefficients(回归系数)(标准差)coefficients(回归系数)(标准差)A6.8352.4922.6143.305α0.4540.0290.9550.17β0.1220.2610.1250.316F135.
ModelSOETVEunstandardizedStd.ErrorunstandardizedStd.Errorcoefficients(回归系数)(标准差)coefficients(回归系数)(标准差)A6.8352.4922.6143.305α0.4540.0290.9550.17β0.1220.2610.1250.316F135.63219.655R0.9860.912R20.9710.831Adj R0.9640.789 注：SOE，TVE分别表示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 上述回归结果的R和R2值分别为0.986、0.971（SOE）和0.912、0.831（TVE），而F统计量值分别为135.632（SOE）和19.655（TVE），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也就是说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从回归结果可见，国有企业的α值即资本产出率（0.454）明显低于乡镇企业的α值（0.955）；而国有企业的β值即劳动产出率（0.122）也低于乡镇企业的β值（0.125）。之所以劳动产出率的差异性没有象资本产出率这么明显，笔者认为关键的原因是两类企业原有员工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国有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文化素质都显著高于乡镇企业，因此，员工素质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两类企业职工的劳动产出率的差异性，从而造成了回归结果中两类企业职工间劳动产出率的非显著差异性。由上可见，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
二、关于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若干解释和理论评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两类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韦茨曼和许成钢（Weizman and Xu，1994）从文化角度出发，认为乡镇集体企业的高效率是建立在东方式的合作文化基础上的。我们认为，文化因素作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效率会产生一定的。但是，与正式制度相比，这种作用是非主导性的。一个或一个组织，如果体制安排和机制运行存在重大缺陷，单靠文化因素难以保证其高效运转，只有在产权界定和制度规范基本合理的前提下，文化因素才会凸现出来。如果东方的合作文化有如此功效，那么中国就不需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只要把这种优秀文化发扬光大，岂不也同样可以实现化了吗？再说，一种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同一区域内，这种文化氛围是共同的，其作用是普遍性的，为什么在同一区域内，这种文化只对乡镇企业发生作用，对国有企业没有作用呢？ 田国强（1995）从市场资源利用角度出发，认为由于经济的自由度和市场的不完善程度均处于中间状态，才使得政府行政官员或经济管理人员在对某些非市场资源的利用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从而使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安排成为最优。按笔者的理解，这种非市场资源是一种资源或
政治权利，是在市场竞争不完善的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利用其手中的政治资源来保护、扶持所属的企业，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即便如此，从非市场资源利用角度来解释乡镇企业发展的高效率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因为在区域经济分割比较严重的时期，这种政府保护和扶持作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外因的确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一体化的逐步形成，如果没有内因支持，这种外因的作用很难长时间地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如此大的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持续20年的效率差异似乎难以仅用这种暂时性的外因来解释，这就需要我们从两类企业的内因去重新思考。 张维迎（1996）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归因于委托—代理链过长，使初始委托人的最优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受监督下的最优工作努力严格递减，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成本巨大，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委托代理理论是近年来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前沿理论，用该理论分析企业经济效率也确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仔细观察，也可发现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例如，改革开放前，生产队委托代理链条很短，但长期存在着农民“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后来农村改革实行了联产承包到组，这中间也几乎没有什么委托代理链，但是仍然没有搞好。而国际大公司如西门子从母公司到下属的子公司，员工超过几十万，委托—代理链条不可谓不长，但是西门子公司却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因此，单纯以委托代理链条的长短带来的效率损失来解释企业经济效率的差异显得说服力不足。看来，企业经济效率的差异还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 李稻葵（1995）从模糊产权论出发，解释了在市场不完善、体系不健全条件下乡镇企业经营高效率的原因。应该说，模糊产权论看到了在经济转轨时期产权制度安排的特殊性，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模糊性对于旧体制而言可能更利于企业的生长。但是，问题在于，人们不也总在抱怨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所有者缺位”吗？官方确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第一条标准不就是要产权明晰吗？那么，为什么模糊的产权一方面是导致国有企业经营低效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又成了乡镇企业经济高效的解释呢？ 另有学者（Che and Qian，1995）则将乡镇企业的产权边界定义为乡镇社区而非企业，认为乡镇企业的高效率正是源于社区化的企业运作模式。从行政结构角度来分析两类企业间存在的经济效率差异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让人困惑的地方。既然按照行政结构论的观点，乡镇企业的经济高效是得益于乡镇一级政府的地方保护，那么应该说有中央政府强有力支持并且有明显政策倾斜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理应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是，实证的数据分析清楚地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上述多种观点从不同侧面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在不同程度上对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把握，给人以启示。虽然以上学者的分析基本上是从企业、市场、产权和制度结构入手，但还是存在一定的欠缺，并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而且对于乡镇企业尤其是温州模式、横店模式的乡镇企业为何能如此快速发展并保持优势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这给我们留存了对该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