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嬗变对制度反腐的现实意义(3)
2017-08-25 01:56
导读：（三）巡视制度放大制度反腐威慑力 腐败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反”字上。否则，巡视工作易陷于被动状态，走入“先腐败，后巡视；再腐败，再巡
（三）巡视制度放大制度反腐威慑力
腐败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反”字上。否则，巡视工作易陷于被动状态，走入“先腐败，后巡视；再腐败，再巡视”的怪圈。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尴尬，中央提出了“注重预防”和“预防为主”的治腐思路。巡视制度的监督具有前瞻性，可以对“一把手”廉洁奉公等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反映、早制止，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而对一些腐败堕落的领导干部使之暴露于阳光之下，净化党风政风。
改革开放三十年反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皆表明，中国的现实要求走制度反腐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从胡长清、成克杰、李纪周、丛福贵、刘长贵、慕绥新、王怀忠到近年的李嘉廷、刘方仁、程维高、杜世成、陈良宇等“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高官的“落马”，从一定意义上讲要归功于巡视制度的反腐效能。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足以证明，解决腐败必须从制度层面上釜底抽薪。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必须受到制度的监督和制约，否则难免导致腐败。防腐反腐应倾向于以制度来监督“一把手”的权力，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巡视制度的相对独立性保证巡视员不畏权贵，依法独立行使巡视权力，从而放大了巡察监督权的威慑力。随着巡视效果达到一定高峰，要通过制度去物化固化巡视成果，把成果的累加转向制度方面的发展。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可以说是预防惩治腐败的一项重大制度创举；可以说是反腐倡廉的一项重大制度建设；可以说是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我们期待《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出台，它必然会印证这样一句话：一定要靠制度反腐。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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