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2)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解决文化的认同与重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很高的知性和悟性，他在谈及创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曾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这里，毛泽东把“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大地上发挥作用的必经环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结合点”，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也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最准确的界定。

    这就导出了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必须了解民族文化的特点，掌握民族精神的本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最具民族特点的文化特质，它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变迁中积淀而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质的规定性。概括地说，“中国精神”有这几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大一统的国家意识。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的整体性、统一性特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整体利益历来被视为高于一切，一切分散、多元、个体观念都容易受到大多数国人的鄙弃；其二是重人伦、轻律令的政治伦理意识。传统文化以伦理精神为中心，人伦道德凌驾于法纪律令之上，因而讲“人和”，重人际关系历来被视为做人的一大要意；其三是注重直觉体悟的思维惯性。中华民族传统上偏重于感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不甚重视理性运演和逻辑判断，长于罗列经验现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缺乏抽象的耐性和能力；其四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平均主义利益观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得过且过，安贫知足，“枪打出头鸟”是民族文化的一大特点；其五是平稳持重，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处世标准。遇事以稳为重，以不变应万变，言必及尧舜，抱残守缺，缺乏求异创新的勇气，此也是国人的普遍心态特征；其六是重政务，官本位，轻自然，斥技艺的人生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人人以获得一官半职为荣耀，或以取悦于官方为满足。工商技艺劳作被视为“下九流”，属“小人”之为。因而许多人长着势利眼，对长官意志、外行领导等不合理现象则较能容忍，处之泰然；其七是讲求“实用”的价值标准。传统文化价值观直接导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缺乏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急功近利，理论与实际经常处于脱节状态，等等。所有这些传统文化特质，都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是我们民族特有的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就是民族性或民族精神或“中国精神”。显然，这样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或“中国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质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生根结果，就不能不考虑中国精神的民族特点并尽可能适应这种民族特点，弘扬“中国精神”的精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会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先进思想文化的民族化整合过程，也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亦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结合到实践结合，才走完其中国化的全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和吸收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创造性丰富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民族文化和社会实践动态结合的伟大成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时代特点新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共同追求。

    毛泽东同志在探寻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过程中，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特点、社会心理结构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科学理论，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一系列理论既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又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过程，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上，经历过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一些教条主义者，只会把马列主义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或个别结论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懂得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机械地照搬照套。这种教条主义，表面上似乎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叛。这方面的典型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也有一些经验主义者，否认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不懂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道理，只满足于一孔之见、一得之功，陷入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两种倾向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基本国情割裂开来，因而都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悟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没有它的指导，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但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却不能脱离具体的实践，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中寻找两者的结合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的同时获得新的发展。正是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