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临界点——“台湾意识”的现代性意(2)
2013-06-23 01:03
导读：其基本的论述仍然是今天所有「台独」及「本土意识」的理论基础。如民进党在1991年将「台独」诉求纳入党纲，被视为「等于是清楚地以一个主义政党进
其基本的论述仍然是今天所有「台独」及「本土意识」的理论基础。如民进党在1991年将「台独」诉求纳入党纲，被视为「等于是清楚地以一个主义政党进入中」，从而希望达到「终极的民族主义建国目标。」9 这种形态的出现乃是值得引起深思的：民族与民族国家究竟为何？为甚么两岸会出现各自的民族主义自我认同意识？它是否是两岸国家意识建构中所必然的走向？
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关于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先行的启示。1983年，或许是巧合，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在同一年里出版了两本著名的论述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安德森对在书中对民族作了这样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0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想象」并非指虚假的捏造，而是一种认知的方式。因此，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也包含着寻找归属和自我认同的指向。盖尔纳泽则指出，「民族和国家一样，同是偶然的产物，不是普遍存在的必要。民族和国家并不存在于所有时期和所有条件下。……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场悲剧。但是，在两者结合在一起之前，各自得先出现才行，而且它们的出现是独立的偶然的。」11 由此可以看到，两书都揭示出，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都远非像它们自己所宣传的那样神圣永恒，相反，它们都是与人为建构的产物。从时间上来看，这些想象的造物「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他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12 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民族国家话语所揭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揭示了民族国家意识作为有限存在的内涵。当然，他们的看法同样也引起了不同的争议，但不可否认，正是他们的贡献使得我们的讨论可以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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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意识既然并非天然的，而是后天的人为构造物，它也就可以被质疑。不过在现实当中，这种权力因为往往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而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因而难于遭到挑战，这在今天两岸的情形可以说都是如此。这样一来，两种针锋相对的自我认同模式就使得两岸互相构筑「民族国家」的论述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面对这样一种困局，不外乎两种可能性的理解：要么是这种相互对立的「民族主义」之间有一个错了，它们当中必须有一个被消灭；要么就是「民族国家」的框架不能够容纳两岸之间的问题，在此「民族国家」的框架本身错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进入到对成为问题之关键所在的意识的理解中去。
二 进入「台湾人的苦恼」中去
沟口雄三曾经提到他从青年时代就存在的理解中国的愿望在战后由于政治原因而长期无法得到满足。「到了80年代，随着外交关系的恢复，中国陆续派遣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对于那些来访的人，我几乎是如饥似渴地寻求交流，然而却总是无法得到满足。好像甚么地方不对劲。他们似乎没有我所寻找的东西。」而后来在赴台湾讲学期间，「我的台湾朋友们邀请我参加了一些具体的活动，使得我渐渐地开始了解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台湾人的苦恼。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在于在这些台湾朋友身上感觉到了一种和我相同的东西……总是要拒绝一些东西，说我讨厌这个，以反对的姿态来寻找能使自己感到满意的新的可能性。以这种被动性和拒绝的姿态作为出发点，原来也可以获得连带感觉，这种体会是我的台湾经验中很宝贵的部分。」13 从拒绝性的姿态来获得某种连带感，这的确是沟口雄三所体会到的「台湾人的苦恼」中最重要的东西。
但问题是如何才能从一种拒绝性的姿态中获得连带感，单纯的拒绝本身并不必然会导致连带感的发生。因此为了理解所谓「台湾人的苦恼」，本文在此所强调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主张要学会「以台湾作为主体」来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大陆学人来说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可能需要勇气，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说法决不隐含任何对台独话语的认同，因为主体并不就等于国家，这里所谈论只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视角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自身历史的独特性，其中某些独特的感受乃是大陆中国人所无法体会的。不然，就可能堕入我们现在媒体所通行的浅薄的口号式宣传中去。而更重要的是，谈论「主体」并不意味着主体就是一封闭的实体，有「主体」就必有「客体」或「它者」，它们是互动的，在主体理解的过程中必须要意识到它者的合法存在。所以有「作为主体的台湾」也就意味着还有「不能作为主体的台湾」存在，台湾作为一有限事物，必然也受到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的制约。只有这样，才能学会不仅克服狭隘的大陆视角，同时也真正克服狭隘的台湾本土视角。否则的话，就只不过是停留在媒体皮相式的谩骂与攻击中而已。其结果是既不了解对方，其实也没有真正理解自己。因此可以说，本文正是力图以对现行的民族国家话语模式的拒绝──不论其为中国式还是台湾式，来获得与台湾人的某种新的连带感。更重要的是，从这一立场中来进一步寻求对现行的民族国家话语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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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努力的寻求却不是要去重复或介绍台湾的相关理论，这对于我们来说也并无多大意义。在此，笔者只能以一个大陆知识人的身份去寻求理解台湾问题意识，从而从中发掘出我们自己长期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自我认识模式的盲点。这其实反而是最艰难的工作，因为就如苏格拉底所意识到的那样，「认识你自己」才是真正的智慧。当然，本文这里所要讨论主题而言，理解了台独话语是怎样产生的，才能理解他们与我们分歧的根本究竟何在，从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外在的、表像的批评上。而核心又在于台湾本土的知识人是怎样建构起「台独」这一意识形态的，因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创造是由社会精英和知识份子发动的」14，台湾意识这一话语体系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台湾人的苦恼」其实就是台湾知识精英的苦恼。
一般公认自1895年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给中国，台湾人的基本认同依然是心向中国的。而二战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所导致的「二二八」事件，才是催生后来台湾独立意识的源头。而此前尽管缺乏实体上的感受，但「将台湾与大陆视为不可分割、休戚与共的想法，在日据时代台湾知识份子间相当普遍，成为当时台湾人的『祖国意识』的核心观念。」15 但是尽管如此，某些台湾知识份子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台湾与中国之间不同以往的特殊的微妙关系。令人深感震惊的是，有这样意识的人几乎都来自有过中国经验，即曾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这一点让人值得深思16。
曾到过大陆做过记者的家吴浊流还在大战期间就写下了他的名作《亚细亚的孤儿》，以自我内省的方式，「叙述日治时代台湾知识份子的认同危机，探索他们面对情景条件的
心路历程。」17 尽管当时吴浊流还未产生明确的「台湾人」认同意识，但这一「亚细亚孤儿」情结后来成为了台独意识的一个重要口号。吴浊流究竟是怎样产生这一「亚细亚孤儿」的意识的呢？他后来的另一部自传作品《无花果》对他在中国大陆的经历及思想转变有着详细的描述。还在台湾期间，吴浊流和大多数人一样，满怀的是对祖国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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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不能见的祖国爱，固然只是观念，但是却非常微妙，经常像引力一样吸引着我的心。正如离开了父母的孤儿思慕并不认识的父母一样，那父母是怎样的父母，是不去计较的。只是以怀念的心情爱慕着，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