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主义的若干问题
2013-06-26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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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主义性质的争论。 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
一、关于主义性质的争论。
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甚至断言，没有现代的
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领土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纽约1961年版，第1-18页。）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产品，是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西欧地区特殊的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伦敦1988年版，第138页。）安东尼D·史密斯则认为民族主义是欧洲人渴望一个充满自由与正义的王国的产物，与千年王国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安东尼D，史密斯：《20世纪的民族主义》，纽约大学1982年版，第14-15页。）著名诗人泰戈尔则认为，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合作，它已演变成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泰戈尔甚至认为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页，第23页。）汉亭·昂格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民族主义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菲利普W·塞耶编：《自由亚洲的民族主义与进步》，霍普金斯大学1956年版，第93页。）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民族主义的情绪虽然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情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政权的政治原则，而每个民族政权，又应包括这个民族的所有成员。（伊利·凯多尔：《民族主义》，纽约1961年版，第1页，第15-18页。）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和反动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产生这样的看法，即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广泛和复杂的概念，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当然，这种民族观念的产生，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理念的格局：在此之前，无论是在东方或是西方，从理论上讲，“世界“是在同一种文明的基础之上，由各种不同的种族和部落构成的，在西方是教皇或上帝充当这个政治理念上的世界帝国的主宰，在东方则是由“天子“来主宰这个“天下“的一切，而现在，民族观念成为人们观念上的新的主宰，它自身就拥有它存在的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它自动地获得本民族的拥戴和忠诚，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们的价值判断确定了新的标准，那就是民族标准。在民族之间发生冲突时，这种标准往往会压倒其它的一切标准，本民族的利益成为高于一切的准则。
二、民族主义的由来
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在历史中孕育的过程，把不同群体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共同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共同愿望或者对共同命运的信念。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壮大的商品提供了最初的动力，而民族国家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绝对君主国在欧洲先于民族而产生，它出现之后，才在其疆界内形成每一个民族的基础，所以可以说它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带步人。“（汉斯·科恩：《民族主义的观念》，纽约1945年版，第4页。）而当一个民族形成以后，它又反过来使绝对君主国转变为“民族国家“。西欧还有若干因素有利于民族国家的产生。首先是方面的条件，水面的分割深入内陆，将陆地分为若干自然的板块，再加上一些主要的山脉与河流，为西欧各民族提供了难得的自然疆界。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各自然疆界的范围内已有一批长期共存，大体稳定的社会单位。这些单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型，它们在历史的发展中相互竞争，但长期仍处于一种单一的宗教意识的控制之下。一旦这种意识谈化，这些单位向民族国家转化就十分自然了。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基督教会，中世纪欧洲的教会是极为独特的，它具有高度集中，纪律严密的组织体系，有自己等级森严的统治精英，形成了十分有效率的官僚机构，俨然是一个现代的国家组织。它的存在既维持了欧洲的秩序，又损害了封建政权，于是，封建政权总是竭力与之较量。在这种较量中，虽然教会的力量成倍地增长，但封建政权在这种对抗中也增强了自己的内聚力。反观古代的中国、印度乃至土耳其，由于缺少类似的政教格局，也就缺少这种促使民族国家产生的必要的对抗力量。（马鲁亚马：《现代日本政治中的思想与行为》，牛津大学1963年版，第138页。）
欧洲的城市也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城市是一个政治的实体，它们部分或全部自治，有其自己的政治生活，传统与习惯。这种城市同时也是一个生产与交易的中心，它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的居民产生了共同利益的观念，而且还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持生存。东方的城市则主要为君主的统治中心，城市缺乏要求自治的动力。（里德汉蒙：《中国的与科学》，伦敦1964年版，第17页。）
城市与封建国家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城市与封建领主的斗争需要封建国家，封建国家也同样需要城市的支持。在这种结盟的斗争中，许多城市固有的习惯和原则，尤其是自治与自由的观念，封建国家也被迫加以接受，这就加速了它们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
经济的发展显然是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封建政权必须能够动员自己的资源，以使社会的骚动降至最低的限度，这就产生了被称之为绝对君主制的国家。人民拥护中央集权，对消除封建割据的行动给与支持。与制度的划一促进着商业的发展，加速了民族形成的过程，而君主们则当仁不让地将自己作为新国家利益的代表。在法国，路易十四不仅宣称“联即国家”，而且认为，“国家利益必须放在首位。一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偏好，不要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位置上而受到责备：因为私人利益而妨碍了本可以干得更好和更为重要的事，并抛弃了一个人应有的对国家的伟大、福利和权力的尊崇。“（诺曼F·坎托与塞谬尔·伯纳主编：《近代欧洲：1500-1815》，纽约1970年版，第207-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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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概念——“国家利益“产生了。绝对君主们似乎是它的当然代表。然而绝对君主制不是这一时期潮流发展的终极目标，仅仅是一种过渡形态。它们必须迅速地转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否则，它们就仍然缺少足够的合法性。（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伦敦1988年版，第109页。）
合法性的获得既然已不能求助于上帝，那么只能求助于自身了。在英国，无论是亨利八世还是伊利莎白一世，都率先进行改革，力求使自己的政权合理化。此外，他们还必须取得自己臣民的尊敬与忠诚，而只有民族主义才能使这种忠诚建立在一种稳固的基础上，那就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属于某种共同的团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助于这一共同利益观念的形成。而在化的浪潮波及全球时，无论成败，一个地区，一个种族的人们，有时总会觉提自己在经济交往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