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资本论》商品伦理思想初探(2)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

    在《资本论》总的上的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生息资本一章中这样写到:“……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就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马克思在论述一个社会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时候，把它的基础放在了与生产方式的适应上，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不仅如此，还对生产方式进行伦理考察，在对资本主义方式的考查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和非正义性。而这些结论的得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从劳动构成价值的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因为在这种社会中是以“资本的耗损”为标准，而没有看到“劳动的耗损”，从而使得“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基于此，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生产方式，也从而否定了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以及它的性，也从而有了马克思对重构社会经济伦理的诉求。

    在《资本论》的具体经济理论中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马克思从事研究之初，在动机上胸藏伦理关怀，在理论上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内在统一，在实践上坚持结束这种异化和对立。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罗盘不应而且不能脱离经济实际，经济逻辑也无法回避、绕开甚至摆脱伦理;经济人始终是道德可规范并且应受道德规范的人，道德人也始终是现实地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而不能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的人;经济与道德、经济人与道德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对立不过是社会的错位和历史的假象，不过是人的本质活动的异化或外化的表现。这些虽是早期思想，但却滋养了马克思一生的治学，并在《资本论》创作中通过“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获得更为成熟的理论生命，在深层的学理层面实现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经济学规律与伦理学规律的内在统一。对此，我们既应看到《资本论》经济学批判中的经济伦理批判，也应看到经济学与伦理学在《资本论》中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