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的改革(1)(2)

      只要在任一搜索引擎上输入“现代性”一词，人们都能搜索到至少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与之相关的结果。但是，我们是真的了解和懂得自己所谈论的一切吗？我看未必。因为我发现，尽管我们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是在试图深刻了解和汲取现代性价值的普适性及其合理内涵——严肃的批判精神，并将其用于对中国现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反思与改革所进行的解释和剖析上，但仍然有一些研究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现代性论题中所包含的瑕疵进行批驳，并利用其多义性的缺陷以清除其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的影响，达到试图维护现有的那些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但恰恰是现代性所极力批判的一切。
 
      有些研究则以西方后现代主义为理论依据而反对现代性，并引入后殖民理论和开展大众化文化批判，主张摒弃西化，回归本土文化。[9]在中国正在艰难而曲折地建构现代性的时代，这类对现代性的批判，正好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反现代性思潮遥相呼应，起到阻滞现代性普适价值观的普及作用。

      但是如前所述，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在国外出现时，西方资本主义还刚刚步入原始积累和工业化时期，那时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未知的，或者虽然已知却仍很模糊的概念。至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盛行，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都的确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乃至目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基础和交往方式的巨大变化对人们的传统思想意识的巨大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对所有现实的存在均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它却没有给人们提供一个具体的社会发展指向。另外，现代化与现代性在词义上同根同源，理性地看待之也就不存在或者也没有必要搞成有你无我那么大的差异和动静来。

      因此，我认为，现代性价值的普适性并不能因为其遭到批判而受到质疑和损害，相反，现代性本身具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使其价值的普适性得到更好的诠释。现代性的实质是指它对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在整体上的一种批判和否定。我们如果不是这么历史地看待所谓现代性问题，而是人为地把现代化与现代性给对立起来，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就可能会走样，而其主要批判的对象，也就是那些非现代化的或者反对现代化的陈旧而落后的制度性东西和思想意识也可能会由此躲过一劫。

      就我国来说也是如此，我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贫富悬殊、官场贪腐、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治安紊乱以及社会割裂等。有人便开始在现有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框架内去寻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以便解决之，但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现在出现了这个以批判西方现实（包括西方工业化时代和现代化时代）为宗旨的现代性，于是，现代化便在某些人眼里成为现代性批判的对象了，似乎上述那些浮渣与糟粕都是现代化裹胁带来的，而与现有的制度与价值体系无关。但是，我国这些年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恰恰在于我们当初提出的现代化改革的目标范围太窄太具有局限性而已。我们提出的现代化模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仅仅涵盖了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这些经济和科技等行业领域，而没有或者说是有意识地撇开或回避了政治、司法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等的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的现代化问题。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绝不能是批判现代化，而是要引入和运用现代性的普适价值和批判精神，在我国提出新的现代化理论，即用现代民主和法治的原则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同时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而推动我国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而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使我国真正走上通往具有现代文明，即现代民主与法治的真正的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研究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还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即一国现代性的最终建构是要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种利益都能得到充分表达的基础上达成的。为此，我们可以多研究一点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多研究一点它们国内各社会阶层，尤其是构成其社会基础的广大劳动阶层（如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和各少数族裔发起的各种社会维权运动。这些运动主要是指各阶层民众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性运动。比如，以争取自身工作与福利权益为目标的工人运动、以反主流文化为标识的青年运动、争取女性权益的妇女运动、反对农产品自由贸易和争取政府实行市场保护政策的农民运动以及少数族裔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民权运动等等。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研究这些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合法的维权运动与现代社会制度改革与重建之间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没有对现实制度的批判与否定精神，就没有这些国家的民众的争取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而没有这类维权社会运动，也就不会最终形成欧美各国的现今比较先进和完善的民主制度的成就。128年前美国工人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争取到并逐渐被全世界各国所采纳的八小时工作制度就是例证之一。这表明，一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其制度或体制上的现代化，而制度和体制上的现代化又必须由其国民通过长期的各种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合法抗争方式才能最终达致。可见，现代性本身就含有一种类似于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可以不断更新和自我改进的机制。或者说，现代性的对现实和传统的批判性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为止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就中国而言，现代性也就意味着对既有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否定。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都是指经济与科技的现代化，即经济领域里的现代化，却长时间回避了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这些更为重要的、带根本性意义上的现代化问题。比如，迄今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近30年了，可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这类拥有普世价值的涉及现代制度选择和现代意识形态变革的现代性观念，虽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民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长期以来一再遭到把持话语权的官方媒体及其身后掌控者的忌讳和冷落，始终没有被纳入到改革中由官方建立的中国社会的所谓核心价值体系中去。而这很可能将会演变成为一段相当令人遗憾的中国改革史。

      因为，官与民在现代观念上的差异和对立，或者说官方所推崇和宣传的核心价值体系始终脱离中国改革的实际，总是无法得到国民必要的认同这一事实，最终都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全面现代化的改革迷失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在中国也就成为一种奇怪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仅仅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予以否定与批判的工具了，而与中国的现代化以及现代中国的改革的关系则渐行渐远，似乎已经被彻底抛出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轨道，越来越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关系了。

      可见，现代性在中国的建构进程是曲折而艰难的，其本身同样也是一种其价值近乎被割裂的东西。在某些领域，如经济和贸易，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异常强烈。比如，加入WTO后的第一个月内，无须催促，也无须施压，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就主动地同时也是悄悄地埋头清理、否定并废除了多达30万件的、由过去自己起草并视为自身经济权力基础的红头文件以及这些文件所强烈代表的那些陈旧而落后的制度。

      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和速度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且不说我们的环境为经济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只说市场开放。为了吸引外资，我们不惜以市场换取技术，不惜以牺牲中小型和微型民族企业的发展而博取GDP的快速增长，尽管这种做法起初有效但同时副作用极大，而其收效则越来越小。到2005年，一直自称科教兴国的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80%，[10]比众所周知的以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近2倍。相反，中国人的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却只有35.7%，不到美国或日本的一半。[11] 

      市场过度的开放使得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大风险。同时，制度上的守旧与封闭又逼迫市场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缓解社会矛盾的爆发而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代价（含环境代价）对外开放并同时加强对重点行业的国家垄断。经济改革成为现代性的主导内容，而我国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则与现代性无关。现代性的日益民间化与非官方化以及现代性的批判禁区的保留和新置也表明，这时的现代性在中国的改革中出现了极度的不平衡，且已经被明显地割裂了。可以说，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自引入中国以来还没有来得及完全站住脚跟就已经严重变形和扭曲了。所以，有人说，现代性在中国确实是生不逢时。[12] 尽管如此，现代性在中国改革中所起到的批判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全方位的整体改革需求仍在不间断地大声地呼唤着完整的现代性。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在用现代性的理念对中国正统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甚至是文学的思想理论以及正在发挥主导作用的现有法律、体制和制度进行着无情的剖析、质疑和批判。人们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和整体的，它不仅仅是经济领域改革的事情，而应该是一种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在内的整体性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在官方提出的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这四个方面得以实现，而且还要在整个上层建筑，在所有现有的制度和体制层面，甚至在最能够体现社会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层面得以实现。否则，即便是最浅层次的所谓的四个现代化也将难以在中国实现。

      因此，将现代中国的一切放到这个现代性这个坐标中去评估和批判方能促使中国的改革走向正确道路。中国的改革就在这种不断地对其现有的一切进行科学的评估和严肃的批判中逐步得以改进与完善。这是一个大趋势，任何反现代性或割裂现代性的改革尝试都将会无功而返。也许，这才是现代性对中国改革的最大启示。这可能也是所谓现代性语境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人中拥有大批的拥趸的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寻找一个通达的出路，为此，他们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挖掘、引入并实践了所有他们可以从西方寻找到的、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并符合中国实际的主义、思想和理论。但结果呢？中国的先行者们似乎都没有成功，或者没有完全成功，或者有的表面上暂时是成功的，但后面的结果往往并非如此，甚至与当初的本意背道而驰。

      所以，在禁锢思想的文革结束后寻求思想解放的国人，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找到“现代化”这个几乎可以包容或扬弃一切旧有的事物的但并不崭新的概念，而且将这个概念引入到除了政治、司法和社会制度以外的农业、工业、科技与国防等主要经济领域里，成为中国当时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奋斗目标。而且，我们的改革在遇到意识形态的争议时，还得以此作为理由人为地制造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无暇争论或不再争论那些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的奇怪的思想沉寂阶段。但是后来人们又发现不争论其实是假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的现代化根本脱离不了我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的现代化。

      人们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对中国现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道进行同步的现代化改革，而仅仅是在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的现代化上作文章只会在现代中国造成更多、更大、也更难加以弥合的社会割裂与动荡。而且，有些缺乏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予以保障的现代化前景，可能还是非常可怕和代价巨大的，对国民而言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以及以牺牲大多数国民利益，尤其是牺牲农民和产业工人等主要社会阶层的利益为代价却隐藏着社会动乱的现代化等等）。于是，人们急需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批判精神来试图解构上述认知并激励变革。到上个世纪末，携带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内核的现代性概念从西方应时而入，出现在国人面前。至此，对整体现代化的反思在我国终于以现代性的论题的形式出现了。

      四，结束语

      写到这里，本文应该结束了。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有趣的，其实也有点启迪意义的问题有待探讨，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问题。尽管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现代性这个词，但他却大量地使用了现代这个词，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不断出现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国家政权”以及“现代工业”等现代概念，而且马克思对原始积累期资本主义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现代性对西方工业化的批判在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上其实是相通的。有意思的是，不仅马克思没有说过现代性这个词，大致与现代性理论大师们同时代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竟然也都没有一个人提及现代性这个概念。

      对此人们可能要问，是他们没有接触或阅读到现代性理论大师们的著作吗？似乎不可能。是他们讨厌现代性从而拒绝了解之吗？也不大可能。那为什么同处西方，同为一个时代的学术大师（如夏尔·波德莱尔生卒年代为1821-1867，与生卒年代为1818-1883年的马克思大致同代），而且他们又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对现实的严厉的批判精神，可为何他们在学术上却没有互相借鉴和引用呢？可见，这也许是一个迷，但不妨我们作以下分析：

      马克思也许知道现代性但他并不喜欢现代性。当然，可能他也许只将现代性看作是当时的一种仅涉及艺术和文学领域的小哲学流派，没有将现代性放在心里或看成是威胁自己理论的洪水猛兽，因而也就觉得没有必要谈论或借鉴之了。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他那上千万字的涉猎浩瀚、几可等身的著作中提都不提现代性这一个词啊！

      但尽管如此，我并不觉得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我感到，尽管马克思终其一生没有研究或谈论过所谓现代性问题，尽管马克思的很多对未来的科学构思已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但后人归纳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或叫作前期现代性。而且，马克思的思想的精髓也是批判，其锐利无比的批判性的锋芒又的确是与颠覆一切传统的现代性一脉相承。所以，我们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改革的指导思想时，绝不能仅仅满足或止步于阐述马克思曾经的一些理论，而应该更多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为武器去改革现有的一切阻碍我们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制度和价值体系。这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最后，我想把马克思的那句足以使伊格尔顿的已经非常尖锐的、质疑所有经典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相形见拙的、也是非常有名的座右铭作为本文的结束语，那就是：

      怀疑一切！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参考文献：

[1] 《康德与福柯:启蒙与现代性之争》，张政文《哲学动态》2005年12期

[2] 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3] 安东尼·吉登斯 克里斯多弗·皮尔森.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胤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一版.

[4] 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5]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版 第1206页“现代主义”辞条

[6]  R V Pierard  “Theological Liberalism, Modernism”《神学自由主义：现代主义》，详见网址：http://mb-soft.com/believe/txn/liberali.htm This subject presentation was last updated on 01/02/2007 13:38:55

[7]  Lawrence E.Cahoone,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Albany:SUNYPress,1988),ff.201.　

[8] 汪晖 《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  －－答柯凯军先生问》，《天涯》1999年第1期

[9]  参阅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10] 《中国外贸依存度世界之最 贸易顺差过大不是好事》，《现代快报》，新华网2005年

         9月10日

[11] 《经济观察: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明年经济工作重点》，新华网 2006年12月17日

[12] 《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陈晓明 《中国学术论坛》2007年3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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