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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关键阶段。然而，人们的思想观念似乎还始终徘徊在现代与传统、过去与将来以及守旧与创新之间。我们的许多理论学说也还长期拘泥于继承与发展、普世与特色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自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思想领域内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完全正确的理论已不复存在，森严的思想禁区也越来越少，多元而开放的社会价值观念开始出现，对以往属于神圣范畴的各种正统理论的质疑已成家常便饭。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初始阶段，倘能有所突破并继续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在现代中国出现一个堪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相媲美的思想大解放与大繁荣的全新的时代。现代性这个最具批判力的思潮也就是在这个世纪之交之际悄悄地侵袭、影响和冲击了许多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学术界人士的思想观念，给现代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增添了些许润物细无声的添加剂和促进改革车轮向前旋转的燃料油。因此，再思考一下现代性的实质对中国改革来说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参照。
现代性的多义性
众所周知，“现代性”是一个名词，英文叫modernity，与其它几个与现代相关的名词，如modernism（现代主义）、modernization（现代化）含义不同，但属于一个词根，那就是modern（现代）。同时，这个modernity还有几个含义，即现代状态、现代事物以及新式东西等。由此可见，所谓现代性一词本身并不深奥，没有什么神秘的，也就是指某种事物具有的一种现代属性。它拥有这种属性，那么它就具有了一种与这种属性相符合的状态，叫现代状态。而具有这种现代状态的东西也就被称作现代事物或叫做新东西。这里有两个概念搞清楚即可：一是所谓某种事物可以指任何事物。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当然也包括哲学、艺术、宗教和道德这类意识形态方面的事物。再者，是指这里所谓的现代在时间上又是相对的，或指上述这些事物发生或存在的时代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于是，我们就可知道，我们（包括任何历史人物）任何人的任何观点以及所干的任何事情都浸透了所谓现代性，并不以他们自己认识到或没有认识到，接受或不接受现代性这个概念为依据。
这种从词源及词的本意上分析出来的东西，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常识，就像我们谈论历史及其所谓历史性一样：每一个谈论历史和历史性的人，他自己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当我们的一些思想家或社会学家开始使用现代性这个普通的词汇时，就已经赋予了它许多崭新的、有差异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含义。这些对现代性一词语境的发轫和开掘，再渗入到这些学者本人意图说明的那些哲学、社会学以及文学的思想和理论中去，就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含义各不相同的现代性。
到底是谁最先使用这个现代性词汇的已不可考。据《牛津大词典》确认，是英国人于17世纪首先开始使用“现代性”这个词的，它被用来指中世纪之后的“现时代”的本质特征（估计与现代主义一词先后被使用并被赋予现在这个含义的）。也有人说，最早使用现代性这个词汇的人是康德，但遍查康德著作和研究康德的文献，包括他的启蒙代表作的《判断力批判》中，似乎也没有查到他说过现代性这个词的证据。又有人说是马克思。可是马克思在他的哪一部著作中谈过现代性的问题呢？也没有。再仔细查下去呢，就可以发现，所谓现代性的代表人物大多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一些近现代学者，如英国的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法国的福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等。
这些人对现代性的认知和表述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哲学家，如康德，所以就被人认为他的现代性就是启蒙，是理性批判。[1] 有的是文学家，如福柯，他就主张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是指人们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即一种自愿的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或者是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现代性还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是一种气质（ethos）的东西。而且，这种态度和气质就是批判的特征。[2] 但对于社会学家的吉登斯（他是现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剑桥大学教授，英国新工党最重要的智囊之一，同时也是英国当代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来说，所谓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什么认识论的哲学问题了，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问题，而干脆就是指社会生活组织和组织模式。也就是说，他认为所谓现代性其实就是一种现代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性分析与过去的“一元制度分析”不同，吉登斯对现代社会进行的是“多元制度分析”。不仅如此，这个吉登斯还认为所谓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应该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所以应该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民族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和对社会的监督，以及对暴力手段的支配和战争本身的工业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四个基本维度。它们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织就了这个缤纷的现代社会。[3]
可是在诗人和美学家波德莱尔眼里，现代性更具个性的色彩。波德莱尔在他写于1863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给现代性下过一个著名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他认为，现代性就是那种在转瞬即逝的刹那间被人们感官把握的东西，是艺术的灵感，与静止并凝固在过去的传统截然不同。在艺术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波德莱尔毫不犹豫地标举现代性的过渡、短暂和偶然特征，反之,他认为传统艺术只能提供纯艺术、逻辑和一般性方法，而艺术的现代性不能与过去相提并论。这是因为美学传统即是许许多多瞬间现代性在时间中的延续排列，每一种现代性都独一无二，有它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4]
由此可见，所谓现代性其实就像一个四面佛，或者叫八面佛，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它就会向看它的人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孔来。
现代性这个概念从一开始被大量使用时就被许多不同学科和个性的学者与艺术家赋予了各自不同的含义。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含义呢？说老实话，现在的人们也很难完全搞明白，因为它实在是太多义了，于是我们也就很难像诗人波德莱尔那样给它下个自信能被所有人接受的定义。但有一点则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现代性无论是从哲学、文学、社会学，还是从美学角度进行阐释，无论是指一种“启蒙”、一种“态度”、一种“制度”，或者是指一种刹那间被诗人捕捉到的一种艺术灵感，它都有一个公认的内核，那就是它的否定过去的批判性。因此，我们不能再局限于将它理解为仅仅是词根和词源上的那种简单词义，也不能谨守于某一学科学者对于现代性的诠释注脚而不及其余，那肯定将导致对现代性的误解。为此，我们这里有必要认真地寻找和搜索一下所谓现代性概念产生的源头，也许对我们理解西方的现代性概念有些许帮助。
迄今尽管有许多人研究和探讨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似乎专门阐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渊源的还不多，而分析一下各自的渊源可能正是帮助我们更好地打开认识和解构现代性之门的一把钥匙。为此，有必要对现代主义追根溯源。
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渊源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现代主义在英文里叫modernism，一般有两种所指。一是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中的一种鼓吹宗教改革的神学思潮。代表人物分别有法国的卢瓦齐（一译罗艾西，Alfred-Firmin Loisy，1857-1940）和英国的蒂勒尔（George Tyrrell，1861-1909）以及英国的维廉.英（William Ralph Inge，1860-1954）和美国的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这些神学思想家认为，可以对圣经经文和历史背景进行“批判性研究”。[5] 总的来说，所谓现代主义神学思潮是想调和传统教义与现代科学之间的矛盾，所以鼓吹用现代知识水平对传统教义和圣经进行批判性的重新阐释。这就是现代主义，也叫神学自由主义。比如，富斯迪认为，“我们必须表达出基督教的精华以及恒久不变的体验，但是我们绝不能用这些过去阐释过的陈旧东西来认同‘变化中的范畴’（changing categories）”这些现代主义者们坚持认为，基督教的形式和语言从来就和各别的文化氛围相适应的，而且他们——现代主义者们（modernists）在任何既定的时代里在宗教改革上都绝对是最坦率也是最具创造性的一群人。[6]
其次，现代主义是指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种文学艺术流派的总称，包括所谓立方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等。其特点是标新立异，宣扬革新以及违反传统等。其代表人物有福塞里（Henry Fuseli，1741-1825）、法国人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法国作家布雷东（Aenré Breton，1896-1966），还有画家有毕加索、布拉克、格里（Juan Gris，1887-1927）、格来兹（Albert Léon Gleizes，1881-1953）以及梅占琪（Jean Metzinger，1883-1957）等。以上两种不同渊源的现代主义所指均被统称为所谓现代主义文化。
由此可见，所谓现代主义的实质最初就是一种对宗教和文学艺术进行现代批判和改革的文化思潮。现代主义的思想精髓也在于批判和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与现代性应该是殊途同归的。但由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在出现时间上比现代性可能稍晚些，于是就有人，如美国哲学家卡洪（Lawrence E. Cahoone），认为前者是对后者，或者认为现代主义是对前现代性的一种否定和批判（这里现代性又以十九世纪为界被划分为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即十九世纪以前——含十九世纪——的叫做前期现代性，而二十世纪以来的则被称为后期现代性），而且，现代主义也就是指所谓后期现代性。[7]
但是，由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产生的渊源不同，其所指也就有所不同。可以说，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们更喜欢使用现代性一词以表示他们各自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而宗教神学和艺术等学科的大师们则更多地使用现代主义或属于现代主义分支流派的那些主义来表示自己与传统的决裂，在当代的创新。文学家们则不受约束。他们的思维似乎是最具跳跃性的，也是最不受词汇概念所束缚的人，或使用现代性为多，或以现代主义者为己任。
无论是现代性还是现代主义，都经常被西方一些学者用来以试图批判和改造他们认为还很有价值的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学的经典与传统，并赋予它们一些打上各自个性和智慧烙印的新的诠释。尽管他们的诠释学科混杂、五花八门，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这一思想的批判精神都是一致的。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学的发展，介入的学者和理论家多起来了，观念和视野各有不同，事情便开始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因为这时在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这两个词的前后又各自出现了前现代主义和前现代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说法。据说，前现代主义和前现代性是指康德之前的哲学理念，似乎结果容易被中世纪的保守思想所混淆。但研究的人并不多，前现代性的提法也不多。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则是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诞生之后的一种更为新潮和激进的思潮，甚至有点否定一切的架势。这个思想是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新著《后现代主义的假象》(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创造出来的，尽管被称为“假象”，但此时的这两个“后”在他的眼里已经时髦得无以复加了。你看，伊格尔顿用非常简明扼要的语言写道：“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可见，文学理论家的思路就是与众不同。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现代性并非承载什么厚重的思想启蒙和制度批判的内涵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对任何理论、任何经典，包括普遍进步和人类解放这样的已经非常具有批判性的理论和理想进行的无所畏惧的、一概质疑的“思想风格”！
他在这本书里还指出，这种思潮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诸如发展迅速的、非中心化的、多元的技术领域、消费社会和文化工业；这种新的物质环境致使传统的制造业被服务业、金融业和信息产业所取代，也促成了传统的以阶级为核心的政治领域向各式各样的、基于族裔、性别、社区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转化。根据这一理念，他就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则是反映这种时代变化的文化风格”。
但是，与对后现代性的推崇不同，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却评价不高，他在同一本书里说道，后现代主义“无深度，无中心，漂移不定，自我指涉；它是游戏性的，往往从别处借来观念和意象加以折衷调和；它是多元主义的艺术，它无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也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从伊格尔顿将后现代性比作一种“思想风格”而将后现代主义比作一种“文化风格”来看，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主要分野还在于前者更多地载荷了思想批判和革新的使命，而后者的确更主要是指在文化和艺术领域里的对传统和过去的一种背叛。
现代性从一种本身多义的理论发展成为一个问题，即所谓现代性问题，其实质，是由于它对西方所建立的那套政治、法律、社会制度从哲学、文学以及社会学层面进行了批判与否定，起到了一个整体性颠覆的作用。现代性是在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精神成果，回过头来又对现代化的物质成果本身进行了批判。但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上，西方这些大师们却又一次展示了他们各自独立于其他人的地方。
比如，吉登斯视后现代性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否认其存在。利奥塔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将要灭亡的现代主义，而是初期的现代主义。但是，作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或译为杰姆逊或詹明信，1934年4月14日生）则不能接受这些否定后现代性存在或者压低后现代性作用的思想。在詹姆逊看来，我们已经处于后现代时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既有继承，也有断裂，而且断裂更为突出。他还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e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991）一书中说，后现代性的两个主要后果是：“一是农业的工业化，即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彻底毁灭。二是对无意识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即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该书曾获得最佳批评著作奖，在后现代主义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诚然，他的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观点在西方是有代表性的。
三，现代性与中国的改革
现代性这一思想和概念何时引入我国已不可考。尽管有人认为“现代性的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也晚不了太多”，也就是上世纪初，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以及现代和摩登等词汇概念的出现是为标志。[8]但学界人士大多认为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才逐步为国人所了解并正式开始研究的。当时，现代性概念作为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和论争也大多局限于现代性对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批判上。而在上世纪末起，一些学者开始将现代性概念引入到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上来了，也就是说，现代性已经被当作中国学术界使用的一种方法论的工具被用于剖析中国改革中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了。
作为一种学术概念，现代性是在西方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相距颇远。但其所倡导的那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对传统的背叛与反思以及紧扣社会改革主题的内涵却吸引了当时正在力图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对所有在制度方面的改革陷入停滞不前的状况而感到不满和失望的中国人，从而在我国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现代性的高潮。有时，甚至在某些年轻的知识群体中已经时尚到了无言不谈现代性的程度。而且，我们的官方媒体和研究机构也逐渐禁不住时尚潮流的诱惑，开始悄悄地撩开自己头上披挂着的那幅厚重的正统的学术面纱，仔细端详起并尽量不引人注意地议论起现代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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