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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边层:可控的放权式改革(1)(2)

2014-01-15 01:20
导读:可控的放权式改革:边层启动与内核调控 中国 改革为什么会发生,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 问题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对改革前的中国
    可控的放权式改革:边层启动与内核调控
   中国 改革为什么会发生,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 问题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对改革前的中国缺乏深入的认识。 经济 学只是简单地称其为计划经济体制。从 政治 学角度看,比较流行的是全能主义。事实上,改革前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体制,至少在 农村 没有“庇护——依赖”机制。改革前,权力内核并不是主要依靠强力控制,相反则是大量的 社会 动员。所以,从权力结构看,改革前的中国实际是一种统制主义,即权力内核受单一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支配,这正是“包产到户”尽管1950年代后期便产生并不断抬头而反复受到压制的重要原因所在。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分权式改革。这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从开始并没有分权的明确意识。只是随着单一体制难以为继,新的权力内核才考虑下放权力。而且权力内核在“放权”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改革与那种多元权力互动基础上且有明确制度预期的分权不同,是在权力内核与边层的互动中发生和 发展 的“放权式改革”。放权式改革一方面来自于基层社会基于生存理性对统制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基于新的权力内核对统制主义及集权制的深刻反思。权力内核的放权改革与边层冲击形成互动。因为边层启动的改革带来明显的收益。这就是新的权力内核最担忧也是最紧迫的民生问题得到明显解决,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机制,推动着制度创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样化的取向,使中国改革从技术性变革走向制度性创新。
  放权式改革的重要制度后果就是 分析 ,即变垄断性的单一权力为分享性的多样性权力。放权式改革的分权后果还表现在政权系统内部。在权力的核心层,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只是单个人意志,领导集体的作用愈来愈大。政府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行使权力,最重要的是地方获得愈来愈多的自主权。当然放权改革必然带来分权后果,但分权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即权力内核有可能在分权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控制力。随着改革的深化,原有的利益同一性的社会发生分化,出现利益主体多样化,并伴随着社会离散、社会脱序、社会失范,甚至社会断裂。但由于权力内核的有效调控,即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放权的渐进性等改革方略,使得中国改革始终能够平稳进行。在中国,权力内核对放权式改革加以调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替代性手段,即首先发育新要素来取代旧要素,并运用新要素承接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重新整合社会。随着改革深化,权力内核愈来愈注重通过控制和分配资源调整利益关系并控制社会。正因为如此,放权式改革并未削弱权力内核的核心控制力,正是这种核心控制力,使中国的改革能够在高速推进的过程中保持总体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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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核与边层的互动:放权式改革推进
  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权力内核与边层的互动依次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是适应性互动,即权力内核适应边层的改革,将局部经验提升到全国性政策,进行扩展性改革;其二是引导性互动,即权力内核通过主动性试验,加深对社会 规律 的认识,建立宏观体制架构,推进改革;其三是自变性互动,即权力内核在适应性和引导性互动中改变自身,以增强自己的 影响 力、吸引力,从而成为改革的主动推动者。
  放权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出现了一个自主性社会,由此形成权力内核——边层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权力内核居主导性地位,权力内核的行为很少受边层的制约,尚是一种非均衡互动。但权力边层的变化也构成了对权力内核的挑战:挑战之一是边层社会对权利内核的侵蚀;挑战之二是新的权力边层的离散化倾向:挑战之三是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尚未制度化;挑战之四来自于社会和基层民主化的压力。
  面对边层的变化和压力,权力内核必须作出相应的变革,最主要的是加强制度创新。首先,权力内核要改变领导方式,进一步下放权力,尽可能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主要成为社会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特殊利益之上,成为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才能超越社会矛盾之上,增强对社会的吸附力。其次,运用中央控制资源和分配财富的特殊权力,扶持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防止边层人群的脱序。第三,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度化。随着法治体制的建立,作为执政党,最主要的是控制中央的规制权和资源分配权,以此控制地方。基层地方实行自治,一方面可以使地方行为有明确的制度性预期,激发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执政党更能集中精力把握前进方向,协调各方利益,增强其吸附力。第四就是加快权力内核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权力的更迭和权力获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扩大竞争性参与。如许多地方正在推行的“公推公选”和“票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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