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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1)(2)

2014-02-17 01:29
导读:忠言逆耳。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意见,是检验是否真正密切联系群众的试金石。延安时期,有人骂毛泽东。毛泽东通过调查 研究 ,了解到群众对征

忠言逆耳。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意见,是检验是否真正密切联系群众的试金石。延安时期,有人骂毛泽东。毛泽东通过调查 研究 ,了解到群众对征公粮太多、负担过重不满意,便对此引起了注意,并采纳开明绅士李鼎铭的意见,决定实行精兵简政。 
密切联系群众,是 中国 共产党人根本的工作 方法 。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毛泽东反复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相信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是毛泽东群众观点的一个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的确打破过许多迷信,创造过不少人间奇迹。但在这个 问题 上,毛泽东也有过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样的沉痛教训。这说明,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同尊重 科学 ,尊重客观 规律 ,必须统一起来,也完全可以统一。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 理论 基石是群众路线。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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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弄清思想是非、加强党内团结的根本保证。 
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围绕实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展开思想交锋,是不可避免的。在党的 历史 上,曾经发生过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正是在系统地纠正和防止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在正确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 发展 起来的。 
毛泽东早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就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问题。在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无情打击”有了切肤之痛以后,毛泽东在《矛盾论》里从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的角度,提出要防止过火斗争的问题。他认为, 目前 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如果采取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从 哲学 的高度认真 总结 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入思考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问题,毛泽东是第一人。 
抗日战争中期,为了从思想上、 政治 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和我们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自我 教育 的好形式。在整风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确立和发扬。后来,毛泽东谈到“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时说,1942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保证了整风运动顺利健康地进行。在审干反特阶段,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防止因失误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当他发现“抢救运动”发生严重问题时,又严厉督促甄别平反,并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在运动后期作出组织结论和处理时,毛泽东提出“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的方针,使一大批认识错误的同志重新得到任用。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做工作,使一些犯过路线错误但又认真改正错误的负责同志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 
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里,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并且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同党内民主作风联系起来。他认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的科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长期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也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三、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曾精辟地概括过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特色。这同样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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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干部的作用。在干部问题上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线和政策,这是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归根结底就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和政策。这是保证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组织基础。 
任人唯贤,是针对任人唯亲说的。毛泽东认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什么是“任人唯贤”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德才兼备,是针对干部标准上的各种偏颇说的。关于干部标准,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有过一些具体提法,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的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这就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五湖四海,是针对干部问题上的宗派主义说的。毛泽东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在党的七大所作的结论里,毛泽东还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错误的干部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以此说明搞“五湖四海”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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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解决各种复杂的实际问题,会治党、治国、治军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干部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在全党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 学习 竞赛。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认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就用干部来说,他又提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所谓善于识别干部,就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所谓善于使用干部,就是要根据干部的特点、特长,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发挥出来。毛泽东曾经把党委书记比喻为“班长”,认为,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问题,注意向党委“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否则,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无法带领千百万群众去作战,去建设。所谓善于爱护干部,一是要指导他们,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二是要提高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和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三是要检查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在党组织的监督、检查和帮助下,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不断进步;四是对犯错误的干部,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要轻易采取“戴帽子”、“开展斗争”的方法。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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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爱之深也责之切。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干部队伍中发生贪污腐化的情况。1951年底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查出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的贪污问题。刘青山、张子善二人所犯罪行极为严重, 影响 极为恶劣。毛泽东闻讯立即果断地下决心严惩不贷,并在全党开展了著名的“三反”运动。当时有人提出对刘青山、张子善二人从轻发落,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做,才能挽救更多的干部。 
  
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济 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毛泽东在干部路线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一是强调干部在 现代 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56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为了实现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页)二是对干部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 社会 主义 工业 化,是社会主义改造,是现代化的国防等,我们进入的就是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1958年初,他又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这些重要思想由于后来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改变,而未能贯彻到底,但对形成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干部队伍还是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造就了一批业务精又懂政治的治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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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曾经把党的建设比作“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则是这个伟大工程的发端和奠基。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伟大工程仍在继续,并且有了很大发展。然而,不论 时代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党的性质和宗旨不能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能丢,否则就会丧失根本。同时,我们又要敢于面对新的实际,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把邓小平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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