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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倡导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

2014-02-16 01:05 【 内容 提要】毛泽东提出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 中国 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开启了毛泽东对我国 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和如何有效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两大战略性 问题 的探索。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两大 历史 性课题。毛泽东在这两大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及其在曲折 发展 中所提供的教训，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正面临由于苏东剧变引发的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正进行的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刻，进一步 研究 和认识毛泽东这两大探索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其合理的因素，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关 键 词】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D232　　［ 文献 标识码］A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一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回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明确态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探讨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时，特别提出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的结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并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一重要命题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正确地理解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 科学 评价此后20年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设道路和如何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两大战略性问题的探索，仍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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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和看法。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 影响 。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 方法 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曾回忆毛泽东的一段重要讲话，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在这时，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在建国初期，他对寻找我们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即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则进行了多方面的、集中的探索。此后，他一直没有停止这一探索。他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积累了探索的实际经验，这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起到了开拓性的积极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 理论 和实践的价值。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新中国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的产物。这些成果，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第一，主题明确，要找出适合中国的建设道路。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 经济 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页。）事情确是如此。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期间，正是在这种体制的组织下，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国 工业 化的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毛泽东等人对当时经济体制及管理体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这样，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新课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工作。这时，正是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 总结 ，促使我们党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新中国的建设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说，要找到一条有别于苏联、东欧，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这个时期探索的主题。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像毛泽东在这时探索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现实出发，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提了出来，并据此确立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后来明确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应当说，这条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对于要找到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具有典型性的意义。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第二，探索涉及面广，它包括经济、 政治 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毛泽东在提出“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时，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后来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又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批评体制的弊端入手，初步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又发表了许多正确论断。在政治建设方面，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而民主的方法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要让人敢于讲话，要允许唱“对台戏”，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即“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初步提出了任期制的思想。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文化建设的道路，以民主的方法促进我国科学文化的繁荣。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要建立浩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提出“向外国 学习 ”的问题，主张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毛泽东还提出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等等。



　　第三，探索达到相当的深度，初步涉及体制方面的改革。如提出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主张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可以吸引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在一定时候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在分配方面，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这时，陈云还就所有制在生产和流通方面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就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苏联经济的具体模式，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作的创造性的构思。
　　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 企业 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他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把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作为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方针。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了这个管理制度，并确定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有效形式。这就把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思想加以制度化。当时，毛泽东把这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不只限于企业管理，而且也是作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防范国家机关和管理人员中滋长官僚主义的一项重大措施提出的。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虽然还是初步的、但是明晰的。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的探索，是开创性的。在新时期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对这个新的历史课题的回答，薄一波所作的“始于毛，成于邓”的概括，恰当地评价了两代领导核心对这项伟业的历史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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