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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倡导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2)

2014-02-16 01:05
导读:二 应当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 中国 在内的许多 社会 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同苏共20大这一国际大背景相关联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中国

    二
  应当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 中国 在内的许多 社会 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同苏共20大这一国际大背景相关联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 历史 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而后者,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变质的思考,力求探索出一条能够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包含了上述两个方面的 内容 ,是两大探索,而这两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问题 。
  对于这两大课题的探索,几乎是同步开始的。毛泽东所说的“一则以忧”,实际上是看到了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有可能 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 发展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和历史经验等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被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会被颠覆,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当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西方披露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冲击。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我们党于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两论》)两篇文章,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正确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及其历史经验。



  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实践,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 工业 国。”因此,“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这样的 分析 ,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两论》进一步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文章针对当时一些人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做法,严肃指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而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实质上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事实表明,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错误及与其相关的社会主义历史问题,也才能捍卫我们应当捍卫的原则。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文章还针对当时出现的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荒谬论调,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 经济 制度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 政治 制度也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1956年,苏联的工业总产量已达到沙俄最高年份1913年的30倍,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那么,斯大林错误产生的原因何在?其一,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仍不完善,还存在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如不及时地加以调整则会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工作上就会出现失误。其二,主观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状况。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正是同上述两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正确认识这些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 科学 地 总结 历史经验教训,而且能够全面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既要旗帜鲜明地捍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善于及时地调整和改革其具体制度,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
  在1956年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中,还涉及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问题,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道路还灵不灵?这是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紧密相关的,《两论》正确回答了这一重大问题。文章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来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文章概括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主要是: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指明这是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文章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应如何正确对待苏联的经验。“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 研究 ,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这就是说要采取分析的态度,重要的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运用这些基本经验。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上述表明,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欲去其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历史经验之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注:参看《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30多年后发生的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戈尔巴乔夫正是以“彻底粉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为幌子,推行他的一套所谓改革的闹剧,最终只能以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而告终。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的。
    三
  毛泽东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以探索的历史性课题。如果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是在经历并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话,那么,党在新时期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也将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如前所述,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如何避免党与国家改变颜色这两方面的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当然,他为此所提出的那些 理论 观点有些方面并不成熟,还有缺欠,还不完善,特别是还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应当看到,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都是一定的历史 时代 的产物,同时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性。这是一切站在时代前面指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历史巨人常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 规律 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本人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就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说:“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正因为如此,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的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确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同样,毛泽东对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虽曾陷入误区,但是,他从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发出的警示开始,继而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做出最早的、明确的回应,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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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上述两大战略性的探索,应当说起步是好的,取得了虽然是初步的但是重要的成果。但后来由于在指导方针上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致使错误一再发生。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同能否清醒、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相联系的。当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探索我国的建设道路任务的时候,曾以很大的精力从事调查研究,这使他对中国国情有比较全面、清醒的认识。比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毛泽东明确地把“进入”社会主义同“建成”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认识到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不完善的;又如,他曾多次用“一穷二白”这样形象化的语言,来比喻我国底子薄、基础差、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一基本国情,认识到“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再如,他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提出了“阶级矛盾已基本上解决,但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科学论断,等等。这些都为这时的探索提供了正确的认识前提。但遗憾的是,后来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违背了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使后来的探索逐渐偏离正确航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也是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是否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相联系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不但是探索我国建设道路的目的所在,也是防止“和平演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确立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772页。)应当说,他这时不仅看到了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一面,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起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巩固我们的新制度”。这时他开始的探索工作无疑都是同这个认识相联系的。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对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充分论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随后不久,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毛泽东改变了关于以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根本任务的正确主张,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这不但使探索我国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被打断,而且还由于把党内对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不同意见,错误地转化为频繁的政治斗争,把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导入误区。这个历史教训同样是十分深刻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再者,还同是否有正常的党内生活相联系。我们党所进行的探索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这不但要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而且还要具有自我调整的能力,这些都需要正常的党内生活即党内民主作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曾从总结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角度,指出建立正常的党内生活,是使我们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页。)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认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在20年探索中所经历的曲折发展的历程也是很有帮助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会使后人变得更加聪明。毛泽东在两大探索中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 学习 的传统,我们正是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学习和比较,才获得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今天,我们正面临由于苏东剧变引发的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正进行的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刻,进一步认识毛泽东两大探索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其合理的因素,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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