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伦理、政治思想——论与儒家、法家比较(2)
2014-04-24 01:15
导读：“尚贤”是墨子思想的另一要义，是为政之本。王公大人们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足，人口众多，刑罚政令清明。如何做到“尚贤”呢?应该唯贤是举，
“尚贤”是墨子思想的另一要义，是为政之本。王公大人们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足，人口众多，刑罚政令清明。如何做到“尚贤”呢?应该唯贤是举，在选拔人才时，将贤作为唯一标准，“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墨子指责当时的王公贵族们说：“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墨子·尚贤下》)这种任人唯亲或以世袭制选拔人才的短视做法，必将造成“赏不当赏，罚不当暴”，使百姓离心离德，最终“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墨子·尚贤中》)。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举贤不分贫富、贵贼、远近、亲疏，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德有能就该委以重任，“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墨家“尚贤”说是对血缘宗法制度的挑战，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儒家讲“尚贤”，更多是限制和服从于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范围内的，反映了上层贵族的利益，墨子则把“尚贤”的范围扩大到“农与工肆之人”，反对任人唯亲，打破了血缘的束缚和世袭阶级的界限，反映了下层民众要求参政的愿望。儒家讲“尚贤”，其思路是贤者娴于礼乐仁义，统治集团的成员自身首先应该是道德楷模，通过上行下效、推广礼乐仁义而达到政通人和，百姓富庶；墨子关心的则是百姓的生存问题：“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墨子·尚贤中》)。贤者的任务首先是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这与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的现实目标是一致的。墨法两家的尚同尚贤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墨子指出，达到尚同的重要手段是明赏罚：“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日‘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见善者善之，见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天下必治矣。”(《墨子·尚贤中》)在这种赏赐的诱惑和惩罚的恐吓下，人们就会争相行善去恶，一同于天子了。贤者不仅要为百姓的生计考虑，为政者对贤者也应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断予之令”(《墨子·尚贤中》)，这样，贤者才能愿意竭力尽忠，才能在百姓心目中树立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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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主张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这一点不必多言。如何做到尚同、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呢?韩非子除了主张君主应该深谙统治之术，善用权谋，在臣下面前不露声色外，还强调对臣下依法赏罚，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法家当然也希望贤能之士为君主效命，但与墨家不同的是，墨家尚贤看能力，只要有能力，即使人才不好使用也要“尚”；而法家则认为，即使有能力，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则不若杀之。法家的主张体现出的是更彻底、更冷酷的功利。另外，法家与墨家相同，都反对宗法等级制度和世袭制度。法家特别强调法的神圣不可侵犯，韩非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不能因为身份、等级的不同而受到的不同对待。“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于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士大夫。”(《苟子·王制》)从兴利除害的目的出发，墨子又对当时频繁的攻伐战争严厉批评，提出“非攻”主张。先秦诸子除法家外，大多数都反对战争，墨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从攻伐战争之“大不利”，即从战争的实际后果来分析其危害的，这比儒道两家从人道的立场反对战争更具有说服力。墨子指出，攻伐战争不只损人利己，更多的情况是损人不利己，对作战双方的国家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被攻伐者固然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发动战争的国家又能得到什么呢?不过是旷废农时，影响生产，消耗财物，戕害人民，“计其所得，反不如丧者之多”(《墨子·非攻中》)，侵略的一方同样要品尝战争的苦果。所以自古至今，像吴王夫差、晋王智伯一样因攻伐而使国家衰亡者不计其数，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需要指出的是，墨子反对的是“攻”；即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至于出于自卫的战争和讨伐淫暴的正义战争——“诛”，墨子是拥护的，他本人就曾以实际行动来制止侵略战争，有据可查的便有止鲁攻郑，止楚攻宋，止齐攻鲁等。墨子对战争后果的分析，更多是从普通民众的观点出发的，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对战争的厌倦和痛恨，说明墨子对天下百姓的疾苦抱有深深的同情。尤其他身体力行，倾墨家之力奔走于各国之间，尽力制止侵略战争的实践精神，更值得后来者崇敬。
在古代，学术历来是上流社会的专利，墨子作为一介布衣，其思想是平民要求的直接反映。他从小生产劳动者利益出发，开创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的学说，这在先秦思想史上是那么平实诚恳，与众不同。在许多问题上，墨家与主流文化的承载者——儒家针锋相对，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墨子是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儒墨之间关于亲亲与兼爱、尊尊与尚贤、有命与非命、葬与节葬等问题的争论是百家争鸣的焦点，墨家、儒家并称先秦显学。而墨家与后来的法家在尚同与尚贤、功利主义、反对世袭等问题的契合，又表明墨家思想在先秦学术演进过程中的过渡性。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墨家的传承中断了，墨家从显学一变为绝学，几千年无人问津，直到清中叶以后及近，人们才又对墨学重视起来。胡适、贺麟等近现代的思想家也对墨子和墨学做了高度评价。在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结合点时，胡适认为这个结合点不是儒学，而是墨学、名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它们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体现了趋向于现代化的学术宗旨或精神。贺麟在《新道德的动向》中，探讨了中国现实道德的趋向，高度赞扬墨家的平民精神，他明确反对道家的“往山林去”和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趋向，批评其为独善的道德，赞赏墨子“到民间去”的精神，因为这是共善的道德。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这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墨学的价值。直到今天，墨子兼爱互利的人道精神，勇于牺牲的人格魅力，尊贤使能的用人之道，质朴勤俭的劳动本色仍可作为我们建设多元的新文化、新道德的有益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