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2)

2014-05-10 01:02

导读：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亨廷顿曾经预言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会发生冲突。十多年过去，他的预言落空。原因无他，这位教授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巨变，

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亨廷顿曾经预言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会发生冲突。十多年过去，他的预言落空。原因无他，这位教授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巨变，义和团事件和文革那样恶劣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在中国重演。经济基础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参加WTO五年的实践，出现了中国和世界双赢的局面，多数中国人分享了经济市场化的利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中国拖回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时代。知识基础变了。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1%，开始迈入大学教育大众化的门槛。这些未来的社会精英们所受教育，既有往昔意识形态，也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知。研究型大学都鼓励选用国外的原版教材，用英语授课。在经济、法律、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这些大学的学生所学的内容大部分是与发达国家的同龄人相同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毅然把打算提拔的年轻官员送到发达国家去培训，更新知识，开阔眼界。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组建的政府，要回到愚蠢的闭关锁国年代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政府变了。中国政府有时也利用民族主义。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中美撞机事件后的游行示威，就属于这个类型。一个威权政府统治下的社会，除了矛盾尖锐、社会面临断裂的危机时期，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背后肯定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在操控。但在大多数民族主义情绪发作的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持理性的制止的态度。由于政府坚决制止，反日游行和砸日本商店等暴行都是局部的、短暂的。在这个过程中，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强行制止一切不是执政党和政府组织的示威游行，是错误的。但其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支持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更不支持违法的排外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