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论析(2)

　　三、可“推”的信任特质

    之所以说杨国枢和黄光国把中国人际交往中的对象划为“家人、熟人、生人”的方法不够合理，是因为这种划分方式同样把中国人的信任边界固定化了，抹煞了中国中的另一重要特征—“推”。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独到而精辟。其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们的格局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基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的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很多人都引述过这一段话，但他们往往忘了费孝通接下来的话:“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际上，只要加以理性思考，任何国家的社会人际信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差序”的，但在中国文化中，“推”的意识尤为强大。

    构建社会的概念和命题具有微观和宏观、具体与抽象、理论与实践、个别与一般相贯通或相统一的特点，即儒家不是通过对立面来建构社会，而是通过社会的融合面来建构社会。可以说，正是“推”的文化理念及其运用，使中国的、社会、家庭及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同于其他社会，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特点。如“家国天下”、“修齐治平”、“以德配天”等概念就是这样来的;其次，这种“推”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没有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明确界限，只有复制与缩放的关系。因此，中国社会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信任有差别，但不是绝对的;中国社会的特殊主义信任与普遍主义信任有矛盾，但两者是可以转化和互容的。

    “推”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与差序格局的关系可以说互为因果。如果我们放弃这一概念仅谈差序结构，忽略文化对社会的反作用力，必将给人以无源之水的感觉。笔者认为，正是两者的共同作用，影响了中国的信任边界，使中国的信任模式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四、整体性或混合性的信任形式

    很多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都发现，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质及发展路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讲究天人合一、阴阳和谐;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通过人与自然、人与天、思维与身体的种种对立造就人对外界的探索。逗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如我国传统的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个基本元素，可以对应为人体内脏中的“肺、肝、肾、心、脾”，人的情感中的“忧、怒、惧、喜、思”乃至道德行为的“仁、义、礼、智、信”，五行不仅反映了自然之理，同时也反映社会、人事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阴阳之道贯穿于一切现实事物的动静、刚柔、进退、取舍、虚实等运动变化之中，并且由此形成了以易学形式来探究、把握这种变化规律的传统。这些概念、思想在西方文化中是没有的，西方文化讲求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表现在行为交往方面，就是传统中国人是将既有关系和交往关系混合在一起运行的。很多西方学者都发现，中国人的血缘、亲缘、地缘等既有关系会进人到交往关系中，成为交往的基础性条件，从而导致中国人只信任自己人，对外人则表现为强烈的不信任，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特殊信任模式。但我者杨宜音发现，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功能的分化，加之交换交易的需要，“自己人”的内核会从自家人中脱离出来，有血缘、亲缘的家人可能被划为外人，外人可以变成自己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一个构建的过程。因此，中国人在交往过程中往往是把情感性因素和工具性因素杂揉在一起，很难分得清。另外，彭泅清也发现，所谓传统中国人对外人的不信任是基于起点的不信任，可以通过关系运作和手段来增加外人的可信程度，发展与外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这种整体性一方面和中国的“推”、“做”、“拉”互相影响，互相强化，共同决定了中国人信任的弹性;另一方面，这种整体性所包含的混合性导致了中国人很容易从人格的不信任推至对系统的不信任、从道德的不信任推至对制度的不信任。这最终导致中国人信任感的相对脆弱及信任行为的谨慎。

    五、“人性本善”的信任心理

    中国文化传统有“人本善”的观念，这一基于人性的观点具有普适性和基础性，但这也造成了很多学者的困惑，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实践中发现中国社会缺乏普遍信任，另一方面却在一些社会中发现，中国作为一个儒教国家，具有高度的信任文化，中国人普遍认为人性本善，所以在心理上对外人并没有不认同感。这一点在王飞雪与山岸俊男所做的关于中、日、美三国的人际信任调查的8个项目中得到了证实:对大多数人基本上是诚实的回答，中国的平均值是3.56，日本是3.36,美国是3.74;对大多数人基本是好的、善的的回答，中国的平均值为4.01，日本为3.29，美国为3.72;对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回答，中国的平均值是4.23，日本是3.36，美国是3.71;对受人信任时大多数人也将信任对方的回答，中国的平均值为3.81，日本为2.64，美国为3.56;对受人信任时大多数人将做出相应回报的回答，中国的平均值为4.16，日本为3.51，美国为4.22;对我信任他人的回答，中国的平均值是4.07，日本是4.29;美国是3.93;对大多数人都相信他人的回答，中国的平均值为3.24，日本为3.74，美国为4.43;对完全信任别人常常带来欢喜的而不是悲惨的结局的回答，中国的平均值为2.89，日本为2.96，美国为3.17。

    分析可以得出，对于人性这一因素，中国的平均数最高;“人情”这一因素中国无代表性，介于美国、日本之间;信任行为这一因素中国与美国、日本相比得到的平均数最低。而信任行为与人性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中国最低(r=0.310 )，美国其次(r=0.49 )，日本最高(r=0.56)。

    同样在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所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也显示，中国的儒教区属于高信任度的人际信任社会。

    因此，笔者感到一种困惑:为什么一个具有高度信任文化和信任心理的却是一个普遍缺乏信任的社会呢?中国社会到底是高信任度的社会还是低信任度的社会呢?很多学者在以前的解答中往往是从一个非此即彼的静态思维方式出发给出一个一元化的答案，单纯地认为信任行为依托于信任文化，而没有注意社会结构、结构对人际信任的根本影响。从而简单得出中国社会信任度高或低的一元结论。

    虽然调查显示，中国人的信任特征目前具有“两极性”，信任心理对信任行为的支撑作用薄弱，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信任心理将一直对信任行为没有作用，中国将永远是一个信任度低的社会，而应看到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支撑。因此，只要我们不断地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培育信任所需要的，“人性本善”的信任心理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既不是完全普遍主义，也不是完全特殊主义，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以血缘、亲缘为中心，以实用理性为内核，以差序、差等为结构，具有边界弹性和“两极性”的关系主义信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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