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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2)

2014-07-12 01:05

“大众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主张经济权力的分散化，反对经济权力过渡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美国“反垄断法”在１８９４年的出台，就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平民运动”争取的结果。美国对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持有工业公司股票的额度限制，也是“大众主义”反对金融和工业资本紧密结合的产物。只有了解美国“大众主义”的深厚传统，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罗斯福总统１９３３年任命的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第一任主席道格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ｕｇｌａｓ）著有《民主与金融》一书。⑺

从经济自由不能导出经济权利

对于宏观层次的“经济民主”的另一种反对意见，是认为“民主”将妨碍“经济自由”。但是，这种反对意见是基于“前霍菲尔德”时期（Ｐｒｅ－Ｈｏｈｆｅｌｄ）的法学观点，它已被霍菲尔德以后的法学发展所有力驳斥。

霍菲尔德（Ｗｅｓｔｅｙ　Ｈｏｈｆｅｌｄ）于１９１３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杂志上发表了他划时代的论文《论应用于司法推理的某些基本法学概念》⑻。他尖锐地指出，以前的法学理论犯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即误以为“自由”逻辑上包含了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换言之，霍菲尔德认为，一个人有做某件事的法律自由，并不逻辑上意味着他（她）做该件事时享有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例如，一个厂主雇佣非工会工人的“自由”，并不逻辑上意味着他（她）有阻止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而工人组织工会实质上就是干涉厂主雇佣非工会工人的“自由”。⑼

关于“自由”不能导出“权利”的更一般的法学论证，是“竞争性损害”（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或“不受补偿的损害”（Ｄａｍｎｕｍ　Ａｂｓｑｕｅ　Ｉｎｊｕｒｉａ）。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经常损害竞争对手的权益。如果按照“前霍菲尔德”时期的错误观点，则市场经济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我在另一篇论文中，已论述了市场经济只有通过打破绝对的财产权，才能得到发展⑽。

因此，“后霍菲尔德”（Ｐｏｓｔ－Ｈｏｈｆｅｌｄ）的法学理论认为，“有自由，并不一定有不受干涉的权利”－－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当然，这里的干涉并非任意的行为，而是通过民主和法制的过程界定并重新界定经济行为者的权利。换言之“权利”并非从“自由”概念中逻辑地导出，而是由民主过程去界定的。例如，美国公司进行股票交易的“自由”，并不自动表明它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它所具有的“权利”是１９３３年民主通过的“联邦证券交易法”所界定的。由此看来，“经济民主”不但不妨碍“经济自由”，而且还是赋予“经济自由”具体内含的基础。

以上，我简略地讨论了宏观层次上“经济民主”的含义，并回应了两种反对意见。下面我将讨论微观上的“经济民主”。

后福特主义与固定成本的灵活性

我所说的微观上的“经济民主”，是指在企业生产中贯彻“后福特主义”原则，其核心是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讲的“即时或无库存生产”（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参与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⑾

可见，“即时或无库存生产”是一种“背水一战”的生产哲学，它“迫使”劳动者的创造性、主动性和合作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里，经济民主与经济效率达到了统一。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与“背水一战”相联系的“后福特主义”的另一要旨，是使“固定成本灵活化”，即把“固定成本”变得不那么“固定”了。这是因为“固定成本”并不是由技术设备所唯一决定的，而和生产组织的灵活性有很大关系。例如，著名的“丰田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的先行者），起源于将原来被视为“固定成本”的换模（ｄｉｅ－ｃｈａｎｇｅ）时间减少。这样一来，即使是小批量生产，也是合算的了；因为“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原本是在“固定成本”灵活化，批量也就可大可小，依需求而定了。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丰田之所以能够减少“换模”时间，是他们取消“换模专家”（ｄｉｅ－ｃｈａｎｇ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由一线工人协作换模的结果⑿。在这里，经济民主与经济效率又结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