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1)(2)
2014-07-19 01:13
导读：由此可见，蒋廷黻在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判上，以及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上，已一反前人或时人的定论，跳出了以成败、以阶级等传统或流行
由此可见，蒋廷黻在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判上，以及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上，已一反前人或时人的定论，跳出了以成败、以阶级等传统或流行观念来评论历史上之是非得失的窠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廷黻借助自己的英美教育的文化背景，自觉地接受了近代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理性观念及价值中立原则。这样一来，他在政治见解的表达上便能自觉地追求以理性为依归，反对盲从与非逻辑思维，认同经验观察与逻辑自洽。同时，他也就会有意识地遵循价值中立原则，尽量地使主客体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防止偏见与情感对结论的干扰与理性的蒙蔽。
但是，蒋廷黻为什么要用理性、中立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理念和原则来解读近代中国历史呢?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当与其思想深处的民族主义意识相关。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它表现为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与强大的追求与维护，同时表现为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认同与遵循。用美国著名政治
哲学家维罗里的话来说：“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对这个国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包含了精神上、道德上的对国家的认同。”“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意味着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团结，并承担起保卫它们的责任。”基于这一民族主义的视角，便不难明白，林、琦、曾、李诸人物，鸦片战争、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诸事件，以及日、俄诸国家之所以进入到蒋廷黻的视野，乃是因为它们直接关联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充满屈辱与忧伤、抗争与探索的历史，即直接与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相关。因此民族主义便成了对它们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进行评价和判断的重要标准。为什么他要抑林而扬琦?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强硬立场延续与助长了清王朝盲目自大的虚骄心理，导致日后中华民族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被他视为中国19世纪最伟大政治家的李鸿章，其联俄制日政策为什么遭到他的否定?那是因为其种下了日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及中华民族频遭国难的隐患。蒋氏对这些历史人物及事件选择如此的处理方式，也许只有在民族主义的视野下才能得到最好的诠释。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理念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事件与人物的解读，能够唤起国人对历史的再认识，从而为中华民族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提供教训，不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同时，他也想借此告诫国人，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的现时代，中华民族不能闭关自守，应该主动走出拒洋、和洋与恐洋的怪圈。由此看来，蒋廷黻用以评判历史的方法虽然是自由主义的，但他选取的评判标准则是民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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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的分析是从自由主义角度切入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分析将以民族主义范式进行。由此将会发现，蒋廷黻的很多思想主张其实就是他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直接或间接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他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多有思考，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有些人眼里，蒋廷黻作为一名饱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传统文人所具有的那种修、齐、治、平的经世抱负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世追求也许会比较疏淡，尤其是在那样一个传统受到全面挑战与普遍怀疑的时代。实则不然。例如，在其成名作《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他就透露出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济世意识。他说：“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是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的抵抗方案，我们要尤其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他还问道：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废除我们家族与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显然，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对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近代国家，充满着期待。同时，蒋廷黻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也心存忧患，认为得努力改一改。他说：“我以为我们首先要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应该打倒；我们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以牺牲，事业不可牺牲。”故此，作为学人，他写出了如《评人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外患史》等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性文章，力图通过学术研究为探求民族复兴道路提供历史的借鉴；作为政要，他敢于倡导和实行一些改革，为了公事，甚至不免时常向同僚和朋友发难。蒋氏如此的人世态度，以致于被后人评价为具有民胞物与和经世致用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陈任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