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构主义”政治学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4)
2014-09-14 01:44
导读：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新的刚出现的“语言”形式，让新的语言成为“真实”的思想中心，而不再仅是某个知识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监守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新的刚出现的“语言”形式，让新的语言成为“真实”的思想中心，而不再仅是某个知识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监守”。也不再把所谓的滞后的常识或者某些沿袭的话语形态作为我们的惟一的思考形态。保罗·德曼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认为，只有根据批判――语言学的分折，才能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并扩及整个政治问题。” ⑩解构式的思维方式因为被看成具有重大的政治功用，大学老师也同时将政治带进了课堂，也就是帮助学生摆脱由于过多的投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和形而上学的教育与宣传，文字的革新变成了运用解构方法与压抑作斗争的场所，而学者以及大学教师成了福柯所说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以一个夫子的形象自问自答道，“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保持不变；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它决定我们的身份/文章在写作时，它给我们以自由。” ⑾德里达也同样在2001年９月份在北大作《世纪与宽恕》的主题演讲时也反复提到“大学”，“大学老师”的角色问题。作为知识分子面对“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中国当前的话语和言说方式，以及对于“解构”自身内含的理解上，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
显然，“解构主义”是一种出位的思想，既是思想的出位，又是思想家的出位。⑿
三、“现代性”之维与“出位”之思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西方社会具有重大变革意义。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所谓的解构主义代表的大师们，这里面似乎都有着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先入之见”：“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轴心问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然而，目前国内更多的谈的还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谓的“现代性”的探讨，意即工具理性批判。而“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的中国更多的谈“解构”和以此为基础上的“重建”。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中国知识界在经历过僵化话语的思维惯性后，解构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对于打破“同一性”思维和心态，以及消解主流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产生了重大意义。当然，解构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作为“后学”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往往被国人看作洪水猛兽，所以我们谈得多的也只是具有强大批判功能的“现代性”批判，而不愿过早地进行重建式的“颠覆”和“变革”，这就使得改革的历程变得异常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作为话语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处于解构式的批判之中。在研究“后学”时，有人将这种学术和思想资源用了一个德里达曾经用过的词来概括，称作“出位”。什么叫出位呢？“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出位。出位就是既出于其位又出乎其位，位置是相同的，既是所源出和出发的位置，又是所逸出和出离的位置。出位是和定位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定位，也就无所谓出位，因为根本无‘法’可‘出’。出位意味着思想的丰富性和不可归属性，是尽生成变化的运动过程，‘位’是相对的偶然的静止的常态，‘出’是绝对的必然的运动的变异。” ⒀显然，解构主义不仅有着强烈地“批判”功能，更重要的是有着“重建”的功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解构主义”思潮的意义。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要改变上层建筑的结构必须改变其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地指向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现代社会制度。他们批判的不是以现实的社会结构为对象，而是以不断发展的合理化过程的负面效应为批判对象，一是使“世界图像（world images）合理化”的“文化合理化”，二是体现在“官僚化”（社会关系的客观化和物化）的“社会合理化”，意在揭露出“现代性之维”的二律悖反，这本身因为激进的热情而使他们的理论呈现出浪漫的色彩，在现实的维度上的举步维艰。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