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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观分析

2014-09-17 01:05 【提要】本文深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由革命发生的根源、革命胜利及其意义两部分构成的革命观。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分析 【 正 文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政治革命的实践中，对政治革命作了深入和精辟阐述，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资产阶级家的系统的政治革命观。这个系统的政治革命观，由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革命胜利及其意义两部分构成。至于革命的方式则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观的范畴。
一、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
革命分为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和政治革命两种。这里要探讨的是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政治制度的斗争。这种政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发生，是危机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结果。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革命时曾经谈到，“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繁荣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1 ］列宁也曾多次讲过，革命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危机尤其是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极端严重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及的社会危机，有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难以维持生计，即发生了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生产、尤其是新质的生产力向前发展障碍重重，从而发生了发展危机。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往往引发革命，但最终归结为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各种需要的不能满足。所以，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受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恩格斯据此得到的结论是：革命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自发下的不可遏止的表现。”［2］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生存危机是产生革命的基本原因。因为人们在生存问题上陷入绝境，必将爆发出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这是十分的。但是，单纯的生存危机导致的变革力量甚至暴力运动，不一定都是革命运动，也不一定都发展成革命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时，更注重发展危机。这种发展危机一方面指一定要向前发展的力量与抵触力量之间的碰撞，一方面是指发展的制度性受阻，最终引发出为新因素顺利发展开辟道路的革命。后一方面虽然也可以说是前一方面的另样形式，但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自身的特点而另居一个方面。生存危机是基本原因，但它只有提升到发展危机的境界之内，才具有政治革命的意义。而解决发展危机，一则须由解决生存危机入手，二则须将生存危机所迸发的变革力量纳入社会变革的范畴，才具有更雄厚的力量。因此，二者是相互作用的。由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相互作用而演化为政治危机，是革命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途径。
上面所说的是政治革命发生发展的普遍性根源，但每一个具体的革命，都带有特殊性。例如，相对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革命，除了上述所说原因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民族危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构成这些国家发生革命的一个基本的因素。被侵略国家该不该发生反抗侵略的革命，近年来也被质疑，甚至有人认为：改良、进化，才会促进社会发展，而革命只能起破坏作用。持有此观点的人们还从马克思那里引经据典。因此，有必要重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侵略问题的论述。马克思是辩证地谈论这一问题的。一方面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打破了落后国家封闭的大门，使落后国家开始向世界先进文明靠拢的事实，但也指出它们给被侵略、被奴役人民带来了各种灾难。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时，一方面指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不自觉的工具。”［3 ］并曾断言：“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但同时他也指出， 英国破坏了印度的整个社会结构，印度失去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5］当然，写这段话时的马克思还受欧洲中心论，还没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目标的统一性与实现道路多样性的并存。当时他还认为，为了实现更加美好的社会，落后国家的人民必须忍受被先进国家侵略奴役剥削的事实，等到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时再起来革命。但马克思到了晚年即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看法有所改变。他通过实际材料看到，英国侵略带来的少许积极成果，都淹没在他们对印度的暴行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浩劫中。此时的马克思坚定地支持殖民地国家人民反抗外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同时也改变了他过去的观点。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落后的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他认为，《资本论》所论述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耻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