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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建构——以均衡阶层话

2014-09-20 01:39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公民文化　阶层　话语权　建构
    [论文摘要]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要建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应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积极培育公民社会。
    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对此，应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以真正实现阶层话语权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均衡状态，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一、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与均衡阶层话语权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各民族、各阶级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定时期所形成的一套政治心理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政治文化通过对社会各阶层成员政治心理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塑造与引导，影响着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状态，而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状态则是左右社会政治秩序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形塑与社会性质相符合的社会阶层话语权状态，就必须建构相应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社会政治秩序得以延续和持久的基础。
    最早进行政治文化研究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他以成员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取向为标准，把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地域型政治文化，存在于传统社会，成员对共同体感情强烈，但对政治体系没有明确意识，基本不参与政治;二是依附型政治文化，成员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的，只与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相关，并不积极参与政治体系;三是参与型政治文化，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系统的输人与输出部分，倾向于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同时，阿尔蒙德又为政治文化的政治内容取向规定了四个常量:作为一般性目标的系统、输人目标、输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其中，“输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是政治文化的政治内容民主取向的既定指标，“输人目标”、“输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是衡量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程度的既定指标。阿尔蒙德认为，地域型政治文化的四项取向都接近于零;依附型政治文化的“作为一般性目标的系统”和“输出目标”取向高频率地出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四项取向都相对地高频率出现。显然，与民主政治相符合的、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均较活跃的只有参与型政治文化。

    由于政治文化的类型不同，社会阶层话语权的状态迥异，社会的性质也大相径庭。除却无涉阶层话语权的传统社会的地域型政治文化，在依附型政治文化中，臣民被强制分为若干等级，不同社会等级的权利与义务是二元分张的，高等级攫取权利过多而承担义务过少，低等级的权利大多被掳夺而所剩多是义务。在此情况下，人们所形成的多是臣民型人格。公共政策的输出只是统治精英阶层意志的单向度表达，他们掌握话语霸权，其他社会阶层毫无发言权，只能被动接受。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二元平等，因此易于形成自主人格。公共政策的形成也是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公开博弈的结果，阶层话语权趋向均衡，民主政治运作才得以实现。
    然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否必然导致均衡的阶层话语权，并带来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呢?回答是否定的。纯粹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高度危险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须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本身与政治不稳定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通过某些中介因素的因果链条两者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现代化的影响包含三种关系:(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2)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二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这些中介因素环环相扣，成为制约变动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变量。极端的政治参与触发的阶层话语表达爆炸很可能导致现有政治体制的崩溃。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与现代化延续几个世纪之久、一般是每次解决一个问题或危机的西方国家不同，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问题不是相继而来，而是同时出现，这使得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尤重。在缺少具有适应力强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参与的扩大就意味着不安定和暴乱。并且人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话语诉求也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因此，即使在民主政治非常发达的国家，政治文化的类型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附加地域型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的复合体，这就是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在公民文化中，许多人关心政治，公共政策是阶层话语权均衡博弈的呈现，但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更被动的臣民角色，把政治参与的话语诉求控制在既有政治体制的容纳限度之内。更重要的，甚至在扮演主动政治角色的公民中，臣民和地域民角色也没有被取代，他们被附加在参与者角色上，因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社会各阶层成员是宽容的、理性的民主主义者，而非极端的民粹主义者。实际上，地域民和臣民取向不仅仅保存下来，而且它们在公民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地域民和臣民取向缓和了个人的政治参与和主动性的强度……再者，地域民和臣民取向不仅同参与者互相依存，它还渗透并约束了参与者取向。”可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

    我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史，依附型政治文化影响深远;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民族、各阶层、各地方各具特色，地域型文化根基深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均衡博弈，提高其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的能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我们所要建设的政治文化，应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所谓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体的复合文化，它的实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对均衡阶层话语权生成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