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两种景观(4)
2014-09-24 01:17
导读：二是即便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只要有国界之分，就有利益的畛域。人难免有自利之心，由人组成的国家亦然。同为“传统文化”中人可以有残酷的权力争斗
二是即便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只要有国界之分，就有利益的畛域。人难免有自利之心，由人组成的国家亦然。同为“传统文化”中人可以有残酷的权力争斗，同为市场经济中人可以有激烈的“商战”，
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全球化仍然会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即使“文化”相同“主义”相同，两个国家因利益冲突而交恶、甚至兵戎相见也不奇怪。但这与“文化冲突”是两回事。在一国之内，“文化国粹”的爱好者同时是卖国贼，西学的弘扬者同时是爱国者，这样的例子还用举吗？当年“满州国”汉奸中许多就是五四时代的国粹派，如郑孝胥、罗振玉之类。而甲午时期发动公车上书的抗日派，恰恰就是不久之后坚决主张日本的维新派，他们发动改革难道是要出卖“中国文化”？
而在国与国之间，更未必“同种同文”就能共利害，正如“主义”的类同也未必意味着利害一致。社会主义的苏联当年欺负我们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而据说同属“儒家文化圈”、共持“亚洲价值”的日本，给中国的伤害更远远超过西方基督教国家。说到帝国主义压迫，乃至更广义的帝国压迫，早在全球化之前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不能说没有这种历史的遗留物，为此我从来就认为只要有国界存在，就有捍卫国家利益的问题，但这与“主义”、“文化”的选择完全是两回事。在世界贸易秩序的谈判中，即使上都赞成自由贸易，各国也都会尽量争取最有利于己的条件，尽量保护自己的市场而打开别人的市场。至于强权
政治在
国际政治领域的存在就更不奇怪。道理很简单，任何权力都有越界的可能，关键在于有制约它的机制即民主机制，目前人类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已经找到了建立这种机制的，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全球化为这种学习提供了方便。而在国际领域确实还没有这种机制，所以“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消灭强国的霸权。我们需要反抗霸权，捍卫国家利益，但这与在国家的范围内消灭强权政治，实行公民政治，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大学排名 总之，制度演变并不一定意味着某种“文化”的优势。相反，建基于人类普世基本价值认同之上的制度趋同将更有利于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平等交融，正如信仰自由取代异端审判制度有利于各宗教的并行与相互交融一样。而过分渲染全球化中的“文化冲突”反而可能会掩盖了真正值得重视的利益冲突。不要忘了，当年日本侵略者与中国的汉奸正是以“同种同文”的中日应该共同对抗异种异文的英美为理由来蹂躏中国的。而冷战后西方出现的“文明冲突论”也有类似问题。S·亨廷顿的那篇《文明的冲突》在大洋此岸引起一片斥责。但斥责者与被斥责者却出自同样的逻辑：亨廷顿挥舞“西方文明”的大旗而夸张“东方威胁”，此岸的批判者则挥舞“东方文明”的大旗而夸张“西方威胁”，双方所持之文化不相容,文化必冲突的逻辑却如出一辙。[5]其实，亨廷顿大讲“文明冲突”，是在替美国的国家利益打掩护。而这种“利益”固然常常与美国外交所标榜的价值理想相悖（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违反“自由民主理念”去支持一个外国独裁政权，这在美国外交史上不乏其例。正如中国以前在中苏交恶时也曾支持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社会主义苏联”一样），但更常常与所谓“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旗号有违。正如过去的西方列强为自身利益曾与儒教的清廷联手打击皈依“基督教文明”的太平天国一样，当代西方国家支持政教合一的海湾保守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拉克的萨达姆世俗政权、支持原教旨主义的阿富汗圣战者对抗前苏联扶植的喀布尔政权，都有基于世俗利益的考虑。这样的“利益外交”如同做生意，把“外交商人”当作虔诚的传教士，未免太滑稽了。
“文化”与“制度”：一个逻辑
近年来的“文化”讨论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笔者曾提到一种悖论：设若某甲性喜吃米饭、喝老白干，某乙性喜吃面包、喝威士忌，我们就说二人各自属于一种“文化”，如果有一人群A都象某甲那样饮食，另一人群B都象某乙那样饮食，我们就名之曰文化A和文化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