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国家观：从基督教到古典自由主义(3)
2014-09-30 01:40
导读：中世纪的国家是软弱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中世纪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但是当自由主义兴起的时候，人们面临的国家比中世纪要强大得多。由于教
中世纪的国家是软弱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中世纪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但是当自由主义兴起的时候，人们面临的国家比中世纪要强大得多。由于教会的衰落和贵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个人与国家间失去了隔离层，没有了仲裁者，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国家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从两个方面设计对国家的制约。其一是以个人的权利限制国家的权力范围；其二是在国家内部实行分权制衡。通过对国家权力进行分割，使各个部分巧妙地实现相互竞争、制约和监督，以防止掌权者堕落，也使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或集团在追求自己利益时，增进公共利益。
孟德斯鸠的思路是以恶制恶。他断定：“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美国宪法之父们追随孟德斯鸠，他们相信：“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在他们看来，使不同的权力(或野心)相互制约，达致某种均衡，一种野心就会受到其它野心的扼制而不致造成危害。休谟的思路是化恶为善。他认为，议会中所有成员都追逐自我利益，但明智的政府组织通过巧妙的分权，使其中各个集团在谋求自己利益时，必然和公共利益相一致。一般说来，这是苏格兰自由主义者的共同思路。这里使我们想到他们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通过市场的中介，每个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同时服务于社会共同利益。
这样，基督教对国家的外部制约转变为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内部的制约，但自由主义世俗层面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化恶为善有理想化色彩，而以恶制恶的可信度也是有限的。归根结底，对权力之恶的防范不能仅从权力结构内部找到出路。当代基督教思想家揭露了这一思路的局限。尼布尔认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留有缺口。对此他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企图以自然力量防止自然冲动的方法来控制人类历史的自然状态。如果强制、自我维护和冲突被认为是拯救社会可以允许的必要手段，那么，……什么东西可预防今日之拯救手段成为明天的奴役锁链呢?”他认为，要走出这个困境，只能靠“真理的力量”和“心灵的力量”。H.别尔嘉耶夫指出：权力不得不与各种恶的表现作斗争，这是它的功能。但权力自己又在播种恶，常常成为恶的由来。因此就需要有新的权力，以为此设立界限。但随后，为恶的权力的统治设立了界限的那个权力本身又成为恶的。这一循环是没有出口的。在基督教，对世俗统治者的终极制约力量是上帝，是末日审判的威慑。自由主义则诉诸人民，诉诸于人民的素质、人民的监督甚至反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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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帝的符咒：国家是不可避免的祸害
ピ谖鞣秸治思想的发展史上，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属于稳健平和持中的一类，在它的左右两端，是具有理想色彩和充满激情的两个种类，它们是国家(或整体)主义(当代称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通过与这两个种类的比较，我们或许能对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国家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根据国家主义的观念，国家是自然的存在，或用黑格尔的术语说，是“自在自为”的存在。它不依赖于个人，不是单个人机械的集合。国家是有机整体，而个人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国家是基础、本原；国家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个人只有溶合于国家中，通过参与国家公共事务，为国家尽义务，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或价值。国家本身即是目的，个人没有与国家相分离或与国家相对立的权利，在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服务中，个人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所以，根据国家主义观念，国家是个人之归宿，个人之拯救，也是个人权利和价值之源泉。面对国家，人们自然产生感恩心理，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并萌生出亲和崇敬之情愫。国家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它希望实现个人与国家之间内在的统一、高度的和谐。与之相反，自由主义将个人视为国家的基础和本原，个人本身即是目的，国家只是它的外在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与国家权力处于相互对立之中，两者是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关系。自由主义也要实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以保留个人充分的权利和自由为前提。并且，个人与国家的统一需通过某种中介环节。比如通过契约这种自由平等的权利交易；通过权力的分割与制约机制；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等。而国家主义则追求个人与国家的完全溶合与直接统一，彻底斩断个人的一切，使个人的身与心完全溶入国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