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4)

2014-10-15 01:09

导读：由此看来，在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过程当中，标识出族际利益争议的拥挤点似乎是殊为重要的，这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政策在拥挤点坐标左

由此看来，在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过程当中，标识出族际利益争议的拥挤点似乎是殊为重要的，这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政策在拥挤点坐标左右的有效性截然不同：首先，在拥挤点阈值以内，具有族际利益调适功能的爱国主义通常可以有效地整合族际关系；其次，在拥挤点阈值以外，爱国主义的族际整合功效往往不足以抵御那些对多民族国家合法性的争议。严格地讲，在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过程当中，拥挤点实际上是有一个个坐标点组成的曲线，这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每一项可能涉及族际利益调整的公共政策都有可能对这一曲线产生改变，因此多民族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必须时时小心谨慎。这在索马里的个案中可以得到验证。
“黑非洲国家的政权始终处于合法性冲突的中心”。在地处“非洲之角”的索马里，这个分别隶属于意大利和英国的伊斯兰教殖民地虽然在1960年获得政治独立，但部族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和解的迹象；1969年10月，来自达鲁德族的西亚德·巴雷总统上台执政后致力推行消除殖民统治残余的爱国主义宣传，在温和的“部族利益均等政策”中，各部族的政治人物在中央政府中均担任要职，各个部族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索马里据此获得了十余年的和平发展空间，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具成效的国家之一；从埃索战争后期开始，达鲁德部族开始逐渐侵蚀其他部族的民族利益，到1987年索马里的几乎全部党政军警要职均被达鲁德部族所独占，这引发了索马里各部族对达鲁德部族的战争；1991年1月初，西亚德总统试图通过多党制来调适各部族间的民族利益、化解对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争议，但1月27日各部族武装就联合攻陷首都摩加迪沙；执政22年的西亚德政府倒台后，反达鲁德的各部族间因利益分配问题也展开旷日持久的族际混战，索马里因此处于长达十年的无政府状态，仅1991年底－1992年初就有35万人死于饥馑和战乱；在这期间联合国在1992和1993年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国际维和行动，仅1993－1995年的第二次维和行动就耗资1.64亿美金，147名维和人员死亡；在安南秘书长和安理会的多次居间调停下，索马里在2000年7月建立以部族为单元的联邦体制，8月经过大选建立了过渡政府；2001年12月24日，索马里过渡政府与各部族在肯尼亚达成和解协议，但和平仅局限在首都摩加迪沙附近的地区，各部族间仍处于武装对峙和军阀混战状态，某些部族甚至和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建立了某种秘密合作关系；2002年5月，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旅游部长被反政府武装绑架，政府军在摩加迪沙北部的清剿中与反政府武装激战，60余人死亡；6月索马里再度爆发激烈的部族冲突，近百人伤亡。连续十余年的族际征战使索马里饿殍遍野、盗匪猖獗、瘟疫肆虐：平均每年有60万人口受到饥饿的威胁；联合国官员多次遭到绑架，中国远洋渔船也在索马里附近海域多次被海盗洗劫；据当地环保组织的研究，索马里由于常年战乱和滥砍滥伐将在五年内成为一片不毛之地。被认为“深度影响克林顿和小布什两届美国总统世界观”的《大西洋月刊》国际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2000年出版的《乱世将临：打碎后冷战时代的美梦》一书中认为，索马里已经成为“中央政府逐渐消亡、部落和地区领地制兴起、疾病四处蔓延、内战无休无止”的“马路强盗统治的世界”。在从索马里的个案可以发现，合法性争议始终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过程当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成败；其次，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族际利益格局进行不断地调适，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族际整合方略往往都会会引发激烈的族际利益冲突和合法性争议，“要在不同的社会实体之间建立真正和谐的感情和共同的利益，建立起对一个新的超部落政权即国家权威的一致崇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索马里的个案还表明，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尽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利益调适过程，但对多民族国家一方而言顺利达成目标的决定性时机并非随处可见，在有些国家那里可能仅仅是弥足珍贵的一两次机会而已，一旦错过就可能铸成大错、悔之晚矣；第四，一个民主的政治系统和科学的决策机制，可能在更大范围内保证多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其理由很简单：“归根到底，在共同体中的任何冲突，包括种族冲突的唯一可靠解决办法是在处于对话式相互关系的包容性共同体中建立规则：共同体的每一方作为一个有权利的和自治的成员被接受，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作为决定政策和原则的参与者而受到大家的平等尊重，包容性的共同体将在共同体内部或与其他共同体关系方面受到这些政策和原则的支配。我建议把这种复合多样的联合体的理念应用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