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2)
2014-10-31 01:42
导读：为了保证案子胜诉，美国公众自由联盟不仅为戈比蒂斯聘请了哈怫大学大牌法学教授，作为他的辩护律师，而且还动员国内一大批法学权威签名声援。此外
为了保证案子胜诉，美国公众自由联盟不仅为戈比蒂斯聘请了哈怫大学大牌法学教授，作为他的辩护律师，而且还动员国内一大批法学权威签名声援。此外，美国律师协会《权利法案》委员会[3]也以法庭之友的身份，为戈比蒂斯一家作了辩护。尽管如此，最高法院还是在1940年6月3日以8比1的悬殊票数判戈比蒂斯败诉。但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1937－1971年任职)等三位开明派法官的同意着实很勉强，因此首席大法官休斯选定大法官费莱克斯·法兰克福特(Flex Frankfurter，1939－1962年任职)来起草并宣读多数意见。[4]由法兰克福特来作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实在是莫大的嘲讽。因为他本人恰恰是美国公众自由联盟的创建者之一，那时（1920）他还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但休斯委托他来起草意见书，又在情理之中，并非偶然。因为他本人是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移民，后来才归化为美国公民。由他来执笔，旨在以身说法，加强这一判决的爱国主义色彩。
法兰克福特开篇强调，法院的一个重要责任是必须在"自由和权威的冲突中寻求协调。但是，当所涉及的自由是宗教的自由，而权威又是保卫国家民众的权威时，司法的良心（judicial conscience）就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5]而在他看来，在这一考验中，当个人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利益相抵触时，则当事人便不能推卸其政治责任。
而向国旗致敬就是这样一种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为此，他特别论述了国旗作为国家象征的重要性。"一个自由社会的最终基础是共同情感的凝结"。这种情感是靠美国所有人民竭诚团结共同努力培养出来的，并成为世代相传的传统。"我们靠象征生活。国旗是我们国家统一的象征，它在宪法的框架内超越了我们内部的各种分歧，无论这种分歧有多么巨大"。因此，"国旗是民族力量的象征，是自由最具有意义的标志"。[6]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既然民族的团结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国旗又是国家的象征，学校可以要求学生向国旗致敬并作为强制性活动，如果以宗教的理由抵制这一活动，就会损害学校这一爱国主义的效果。因此，他希望，在"政府教育当局和学生家长的权威处于对立状态"时，家长应从大局出发，"在无损于自己权利的范围内，劝说自己的孩子理解州教育部门倡导效忠的正确性和明智性，这才是宗教宽容最生动的一面。"[7]
唯一表示不同意见的是哈兰·斯通大法官 (Harlan Stone，1925－1941年任职，1941－1946年任首席大法官)，正象他的名字（意为石头）所暗示的那样，他的立场冷静而又坚定，丝毫不受过分的爱国主义的影响。在法庭上，他特别向戈比蒂斯一家人表示了敬意，宣读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本案所表示的，已经不仅仅是压制言论自由，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作法理应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禁止，也违反第14条修正案。它所显示的是州用法律强迫学生表达一种他们不愿表达的情感，这种强制已违反了他们的宗教信仰。"[8]在他看来，向学生灌输爱国情怀，有很多其他更好的办法，大可不必强迫孩子们承认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诱导他们自动表示忠诚是一回事，强制他们这样做又是另一回事"。他进一步阐述说，宪法"对公众自由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对人们心灵和心智（the human mind and human spirit）自由的保证，对合理地表达这种心灵心智的自由及机会的保证"。[9]
最高法院基于政治和国际形势而非宪法基础作出的这项判决，引起舆论大哗。全国各家报纸中批评这一决定的远远多于支持的。美国中西部最有影响的一份报纸《圣路易斯邮报》（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的评论很有代表性："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违反美国原则的，我们认为最高法院已经向普遍的歇斯底里投降。如果爱国情操依赖这样的做法－－违反人民最基本的宗教自由－－来培养的话，那么，爱国情操就不再是高尚的，而是一种通过法律来灌入我们喉咙的东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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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决影响恶劣 受害者法院讨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