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1)(3)
2014-11-05 01:38
导读：政治学上的“群众理论”源于作为社会 心理学 一个分支的“群众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crowd）。群众心理学研究个人在群众情境中的行为，其考察的焦
政治学上的“群众理论”源于作为社会
心理学一个分支的“群众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crowd）。群众心理学研究个人在群众情境中的行为，其考察的焦点是群众人或群众中的个人对于群众刺激情境的反应。[11]它本身属于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但是，由于群众现象成为现代政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群众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成为现代人政治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突出特征，所以，从对群众心理的研究中形成了政治学的“群众理论”。 我们这里需要探讨的是，中国与西方两种并行的群众理论所讲的群众是同一个群众吗？
一般说来，西方群众理论并不指向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如莫斯科维奇所说：“群体并不是与平民、公众、穷人、无知者、无产者或乌合之众同义的，也不是与社会精英或贵族相对的。”[12]所谓群众是作为个体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13]所以，群众是一种政治心理现象，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和行为方式。按这种理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群众的一员，即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群众心理，采取群众行为。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以某种方式聚集、聚集起来的人们产生某种特殊的心理或采取某类行为方式，他们就是受集体逻辑（collective logic）支配的群众。[14]不但骚乱的街头群氓是群众，被视为政治精英的议员聚集于议会大厅中辩论和投票时也是群众。[15]这里就出现了中国与西方群众理论的基本差别，即前者的群众特指某一相对稳定的社会成份，但却忽略了其个人因为聚集起来而发生心理变化、从而产生群众心理这一在西方群众理论中本质性的内容。 在西方，群众的典型，或者说本身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就接近于群众的人，主要是平民大众。在群众理论家的笔下，群众的身份特征在于：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素质不高、没有自主的组织、没有丰满的个性等。希腊城邦衰落时期的平民、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无产者、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整个19世纪一次次聚集于巴黎街头的起义者、骚乱者、追随希特勒的纳粹党徒等，是他们描摹群众特征的主要原型。就群众概念所指称（或暗指）的社会成份而言，中国与西方的群众理论有着相似之处。中国的群众理论将群众的主体理解为“劳动人民”，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在一段时期里，群众还被具体化为特定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之类。他们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形象与西方群众理论所称谓的群众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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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群众理论出现的共同背景都是下层民众地位的上升。两种群众理论中的群众在社会地位上都属于下层，不过，他们的政治处境却大不相同。在西方群众理论家的观念中，群众的典型政治处境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成熟的或衰败的民主制度下的普通平民，他们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体，享有民主权利。他们的心理或行为易受集体逻辑的支配，有时为煽动家所控制，或卖身给独裁统治者。如希腊城邦民主衰败时期和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平民，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大众。另一类是正在争取成为公民的民主斗士。如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总之，群众在政治上主要是公民。虽然在专制制度下的臣民也会产生群众心理和行为，如罗马帝国时代在角斗场和剧院里狂欢的无产者、拿破仑麾下的“农民─士兵”、希特勒的身后的纳粹份子等，[16]但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有更适宜的条件成为群众。群众现象的典型场景是民主制度。
如果说雅典民主制的衰败刺激柏拉图对群众理论进行了最早的探讨，那么，19世纪由少数人的民主向全民民主转变的民主化时代则推动了现代群众理论的正式形成。[17]所以，西方的群众理论是民主制度和公民政治的产物。对此，莫斯科维奇指出，群众理论是对自由民主的反思，是对革命的反思。[18]但在中国，并不存在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群众，甚至争取民主的群众也基本不存在。中国群众理论所指称的群众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追随着先锋队争取实现自己解放目标的“革命群众”，他们的解放目标还不是成为公民。另一类是在革命后的政治秩序中被纳入新的权力框架，部分地摆脱了臣民地位，但仍然处于下位而没有成为公民的“体制化群众”。在西方，“体制化群众”即为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但在中国，体制化群众或许得到了公民的称谓，但还没有享受到充分的政治权利。西方群众理论家惊呼：“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19] 群众自认为“国家就是我”，这正是“朕即国家”的大众翻版。[20]但在中国，群众理论家却不需有这样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