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思潮(2)
2014-11-18 01:04
导读：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观察家白鲁恂谈到，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
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观察家白鲁恂谈到，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导人的行为。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缺少象美国的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宪法这样的神圣象征，也没有英国那样的议会制度和一整套行为规范，显得分外单薄。［４］这样，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形式形成较早，大致在甲午海战以后就初具形态，但它的内容却迟迟不能“实”起来，始终停留在激烈而浅薄的排外情绪上，即一种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而且，民族主义的情感越是炽烈，它的现代化内容就越是难产。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徒有激情洋溢的爱国情绪，而始终缺乏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的人们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这些迫切需要建构和认同的实质性内容，恰恰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最匮乏的。
反西方主义是一种粗鄙化的种族主义
由于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徒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躯壳，一个世纪以来，不少党派、集团和知识分子都企图以某种东西去填补这一空洞，比如用某种意识形态的作为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对象，或者回归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重新弘扬儒家的价值理想等等。但是，这一切努力不是以某一党派的特殊利益冒充民族的普遍利益，就是一厢情愿地以古代的文化认同替代的政治认同，其实质依然等同于传统观念中的“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这样的“民族主义”内容建构尽管可能具有某种一时的填补真空的功能，却经不起稍长一些时段的检验——暴露出无法整合民族、凝聚人心和规范行为的拙处，很快被时间所抛弃。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犹如一尊被抽空了内在灵魂的蜡像或稻草人，无法找到自己真实的历史位置，徒有虚张声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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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民族主义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民族主义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民族主义蜕变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义。本世纪初的义和团就是反西方主义的一次可笑表演。尽管义和团是从反抗西方的强权伊始，有令人同情之处，然而，由于这种“爱国”的反西方主义不具有任何现代性的精神内容，甚至与现代化的趋势背道而驰，所以其实质无疑成为一种最糟糕、最落后的种族主义，一种顽固拒斥现代文明的种族主义。这种发端于社会底层的粗鄙化的种族主义，又是以传统的“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为认同背景的，所以具有极强的保守主义性格，一方面容易与知识分子中的民粹意识合流，另一方面也更乐意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统治者抵抗现代变革、维持现实秩序的最好藉口和最现成的社会资源。
今天，尽管反西方情绪所依赖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但那种精神脉络依然清晰可辨。有评论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辩护，认为其所凭藉的中华文明传统是和平的、温和的和非扩张性的。固然，中国文明不同于伊斯兰文明，较少具有极端排它的、原教旨的侵略性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种民族主义如果长期缺少现代理性的实质性内容，而始终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层次，那么，其中内含的排它性成分仍然具有潜在的暴力性。当种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处于劣势时，可能是“温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实现了“富国强兵”，圆了所谓的“强国梦”，由于没有现代理性的内在制约，民族主义中那种情绪化、非理性和种族化的成分，未必没有可能导致一种黩武的冲动。要知道，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使得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所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相信唯物主义的“武器的批判”。现代中国人早已将老祖宗的“不争”“无为”忘记得一干二净，绵延一个多世纪的抵抗外敌、内部残杀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即所谓“斗争”。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这样的“斗”文化（当然不会仅仅是文斗而没有武斗）没有或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民族意识和反西方的情绪中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