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思潮(3)
2014-11-18 01:04
导读：在本世纪，反西方主义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一次是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第二次是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火烧英国领事馆是当时最具象
在本世纪，反西方主义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一次是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第二次是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火烧英国领事馆是当时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我们注意到，这两次全社会的排外骚动，都是以爱国、忠君、保教等传统民族主义为号召的，而且出现了朝廷、士林和江湖即社会上、中、下三个阶层的某种合流。未来的中国有无可能重演历史的一幕？这取决于一系列历史因素的耦合。到为止，这些因素有萌芽的迹象，也有耦合的趋势，但尚未形成不可逆之定势。
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要防止反西方主义的恶性发展，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尽快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起来，使之具有一种开放的、现代的精神内涵。
建构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其意义在于，它不是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而是与整个全球的现代化变迁接轨，成为本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现代化发生的历史是外部刺激型的，而现代化的经验典范又往往是具有殖民主义面目的西方国家，所以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常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现实中可以理解，但是在上并没有充足的逻辑。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需要加以廓清。
其一是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的区别。反西方主义往往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将西方霸权当做西方文明中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核心内容，因为要反对西方霸权，索性连西方文明也一起拒绝。然而，我们知道，西方文明虽然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来到东方，但二者并非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霸权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的体现，而西方文明并非以此作为必要的前提。文明的价值是可以脱离狭隘的“国家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多元结构中，既有支持霸权主义的资源，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论。反对霸权主义自然必要，但没有必要连西方的现代文明也一并拒绝，从而丧失民族主义自身的开放性格。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其二是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反西方主义通常也将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别，以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固然，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这也许是对的，因为至少在５０年代之前，作为现代化成功的模式，只有西方诸国。然而，二次大战结束五十年来，全球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化的模式，不仅有西欧北美，还有日本、东亚以及南美、东欧若干国家。再以西化这样一个狭隘的概念来概括现代化的丰富多样性已经远远不够了。即使仅论西化，也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多种模式，它们之间文化和制度的差别比我们所能想象得要大得多。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经呈现出一种多种模式并存和竞争的多元化格局。现代化不再是西化的另一种说法，而是东西方多种现代模式的一种理论抽象，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无论在理念还是经验层次上与民族主义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冲突，因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建构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无论哪一种现代化模式，即使是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都没有必要以反西方尤其是整体性的反西方主义为其前提。至于究竟何为现代化，我们不妨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观念来理解它。所谓的“家族类似”，是指没有一个特征是所有“家族”的成员都共有的，但所有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都有相似之处。从经验的层次来说，一般认为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是现代化公共元素。从“家族类似”的观念加以解读，没有一个特征——比如“民主”——是所有现代化“家族”成员所共同具备的，比如香港就是有自由而无民主，而日本恰恰倒过来，有民主而无自由，但这并不他们都是现代化“家族”的成员，都有彼此类似的特征，至少现代化元素中的大部分，无论是香港还是日本都共同具备。在现代化的诸元素方面，西方国家是最典型的。如果整体性的反西方，就等于拒绝了现代化的大部分元素，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相似性意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也曾经以现代化为标榜，但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趋势背道而驰的，只具有个别性的现代化元素，自然不具有“家族”的相似性，无法归类于现代化的“家族”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