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视角中的地区差距(2)
2014-12-04 01:14
导读：（三）培育法理型政治权威韦伯把权威分为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他还指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政治权威也逐渐
（三）培育法理型政治权威韦伯把权威分为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他还指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政治权威也逐渐向法理型权威转变。事实上，上述三种权威很难划分清楚，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广泛的传统型权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起主导作用或者说占据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还应该是法理型政治权威。
法理型政治权威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认可；《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被统治者的同意意味着人民群众对本地区的重大事情有参与决策权、民主监督权，而此正是法理型政治权威产生的基础，同时也要求各地区之间存在合理的地区差距。第一，地区范围的有限性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用民主权力建立起法理型政治权威，采用化整为零的策略实现了卢梭所无法实现的人民主权；第二，地区范围的有限性有利于政府培育人民群众的现代法理意识，进而与法理型政治权威的培育形成良性的互动；第三，合理地区差距带来政治统治的差异性有利于国家的制度创新，进而为政治权威的再造打下基础。
（四）塑造竞争型政治文化竞争型政治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化在政治文化中的反映，它充分反映了现代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然而以柔为美的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现代政治发展所必备的竞争力，因此如何塑造竞争性政治文化是中国能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彻底转变的关键。
塑造竞争性政治文化“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在这一点上，合理的地区差距对于塑造我国的竞争性政治文化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因为不同的地区由于不同的历史形成了各据特色的地区政治文化，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下，部分地区政治文化从形成时就带上了竞争型政治文化的色彩（如上海）。这样不仅有利于从外部为竞争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增添由于相互的压力带来的动力，而且从我国近代政治文化的自身观之，其与生俱来便具有西方文化入侵客观上带来的竞争性因子，从而弥补了中国古代以柔为美而缺乏竞争气质的政治文化。
大学排名 二地区差距是政府为了实现化而以效率优先所进行的一项战略选择，是引导进行的规范性变迁；合理的地区差距既是现代的结果，反过来也促进了现代政治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地区差距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过度发展也会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巨大障碍。早在90年代初，我国先富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已极为显著：1992年广东珠海市人均GDP 为28400元，而贵州晴隆县人均GDP 为331元，前者是后者的13.6倍！从国际可比较范围看，属于世界上地区差距最显著的国家之一，按省级比较的地区差距已接近解体前的南斯拉夫的情况。地区差距的逐渐扩大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威胁政治稳定在后发超大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政治稳定是基本的保证。然而逐渐扩大的地区差距成为政治稳定的主导性因素。其一，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落后地区不稳定。我国广大西部地区，政治稳定受到的挑战尤为显著。这不仅表现在非正式权威超越了正式权威的影响力上，而且表现为权威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三宗”权力的日益兴起及其运转的非规范化为政治稳定蒙上了阴影。其二，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地区间不稳定。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可以成为地区发展的动力。但当落后地区对天堑般的地区差距而感到无能为力时，发展动力就会异化为对发达地区的嫉恨，从而引发了日益加剧的地区保护，造成地区间的不稳定。其三，严重的地区差距导致中央政策效能的弱化。由地区差距导致的地区保护使得地方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是采取有选择的执行态度，规避了对本地发展不益的政策，这样经过过滤的中央政策便难以反映甚至违背中央的本来意图，弱化了中央的政策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