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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革命(1)

2015-02-17 01:17 成功的上层革命更多的不是产生于压力，而是产生于信念。一切变革总是要与扩大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相联系。一个坚持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府和集团很难有真正的变革，晚清政府就是一例。 在国家政治问题上，我们长期强调国民素质的决定性作用，所谓“有什幺样的国民就有什幺样的领袖和政治，改造国家和政治须先改造国民性”。 但若把全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作为一国政治改良的先决条件，就意味着民主的到来将是极漫长的等待过程。事实上，民主制度可超越这一条件。民众素质固然重要，但上层领导者的素质更具决定意义，他们塑造或推动塑造了国民的性格。只有少数人是从伟人的思想中学习民主，而绝大部分人，乃是从政治生活中学习民主。 革命的目的不是攫取权力 以群众力量推翻固有秩序，不但很可能伴随暴力，好坏也难以预知。在被统治者要挣脱不可容忍的枷锁时，统治者却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来自下层的反抗不断聚集能量，一旦获得某个时机就排山倒海而来，就像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极其突然，无法预测，警惕性再高的当局也措手不及。下层革命由于其与生俱来的激进性和报复色彩，血腥和恐怖便随之一同到来，新政权只有用镇压才能消除难以控制的无序局面，其结果就是用一种压制取代另一种压制。但革命如果只是以攫取权力为目的，而不是像甘地所说的，是为了“一种关系的改选，最终达到权力的和平移交”，就不可能取得有进步意义的成功。 来自上层的革命，自愿、主动地以和平方式从权威主义制度完成向民主制度的过渡，通过竞争获取权力和实现权力移交，并不一定只是为了缓解社会压力才被迫改变，也不仅仅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经验表明，出于统治需要，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很有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它力图通过对旧体制的缝缝补补得过且过，这在清末洋务运动中表露无遗，在其最后被迫作出的宪政改革中表现尤为突出——它不打算限制权力，更不打算移交权力，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赋予皇帝一切大权，规定大清皇帝必须被“永远尊戴”，即使如此，政府还是借口中国实行宪政条件没有成熟，宣布要经过九年筹备宪政期之后才颁布宪法、选举国会。清末假模假样的上层变革已深刻地留在民族记忆中，并注定每隔一段时间就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革命的遗产是复杂的。革命带给人们激情和憧憬，但没持续多久，没等他们细细品味这份甘甜，已开始感觉到新的压迫，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严厉。这促使人们思考，取得政权就标志革命成功吗?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又进行了国民革命，但国民政府带来了什幺呢?不但把工商业生存独立置于权力和官僚资本的卵翼之下，而且把全社会都置于国民党监视之下。胡适1929年写道：“无论什幺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身体可以受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无论什幺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如果革命旨在夺权，那幺，凡有利于巩固权力的手段都会用上。 “五四”带给中国的传统之一是，大学生民主运动充当推进政治民主的重要形式，它在此后几十年内一再发出巨大回响。作为示威活动它是有效的，如1919年“五四”运动迫使当局惩处了三个卖国贼，但作为民主运动，它的实效可疑，这不仅因为学生缺乏改造实现政治的力量，也因为学生运动不可能成为社会获取民主的途径——在政治社会里，大学生尚处于边缘位置，在社会分工中没有正式角色，他们是校园民主的主体，不是社会民主的主体，而没有主体参与的民主运动不会有什幺结果。 民主希望升起的地方将是纯粹的学生民主运动终结的地方，在这里，社会大众有了民主的要求和渴望，大众的民主要求和渴望既可引发革命，也可推动上层变革，变革目的是按民主原则改写权力规则——既包括获得权力的规则，也包括使用权力的规则。 共4页: 1 [2] [3] [4]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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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