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党报思想成因探析(1)(2)
2015-03-04 01:11
导读：列宁对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公开性和自由度是羡慕的，多次谈到它们。在他活动早期，尤其尊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他们的领导人物，诸如倍倍尔、李
列宁对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公开性和自由度是羡慕的，多次谈到它们。在他活动早期，尤其尊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他们的领导人物，诸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等，以及德国党的主要报刊，特别是理论刊物《新时代》。列宁热情地追求精神自由，具有良好的个人民主作风，以及遵循党内活动惯例的“守法”意识，除了家庭的影响外，这些个人的特征主要是长期生活在自由国家养成的。
对两方面的深刻体验和理解，使得列宁有可能对比不同的政治环境，得出适合不同环境的政治斗争策略。他在比较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斗争环境时就指出，在前者，可以展开“广泛民主原则”，其特点有二：“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他写道：“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 问题 的。……大家都知道，某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后来又经历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品质一般说来又是如何，因此，全体党员 自然 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
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1](P131-132)。
而在后者，只能艰难地存在秘密组织，“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1](P132)。因此，列宁关于俄国党报的理论和工作原则，总是与俄国的环境相联系的，如果脱离俄国的具体环境，他的某些观点或说法，从现在的眼光看，就有些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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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不得不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他处理国外党内的事务和在国内解决一些私人事项时，是十分民主的或宽容的。这是他个人民主作风的体现，是他的很真实的一面。但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从事党的工作时，环境迫使他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又必须采取一些“专制”式的做法，包括党报事务。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具有数百年专制传统的俄国处理国务，许多具体问题不采用同质异构的专制措施是不可能即时解决的。在不习惯于民主讨论的环境中，民主讨论带来的往往是无休止的争吵和党同伐异的小动作。这种矛盾着的现象，使得列宁常常处于民主的主观意识和实际采取的专制措施的夹缝中。我们可以从列宁的一些信件的字里行间感受他的无奈和苦恼。他清楚地感受到存在着矛盾，并且努力从制度、观念上让社会和党内逐渐习惯于在国家法治和党内法权的范围内解决问题。但列宁生命的最后几年，苏维埃俄国百废待兴，无数内外矛盾交织，他必须处理的眼前事务远远多于未来的法治建设。因而，考察列宁的党报思想，需要从大量的关于眼前工作的论述和少量的体现他对未来设想的论述或做法中把握他的思想。
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军事共产主义试验、苏维埃国家面临白卫军的叛乱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新 经济 政策的实行，工作重心经常变动。研究这个时期列宁关于报刊和新闻政策的论述，更需要考察论述的背景。例如，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西方新闻政策的论述，主要以赞扬为主；在十月革命后，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对苏维埃的大规模的造谣诽谤，列宁对西方自由国家新闻出版政策的批判成分大大加重。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在于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果只引证他某个时期的某句话，可能会出现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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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国工人政党的活动特点和列宁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