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2)
2015-03-12 02:32
导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有一些占优势的信念，它们似乎被尊为一种普遍性规则，就像在计算机程序中预设（default）的安排一样；除非这些信念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有一些占优势的信念，它们似乎被尊为一种普遍性规则，就像在计算机程序中预设（default）的安排一样；除非这些信念提出的要求以某种方式被完全否定了，否则，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信念往往被视为是正确的。尽管民主制度尚未成为在所有国家都施行的制度，虽然民主的理念也确实还未被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但按照世界上通行的一般看法，现在民主政治已被视为大体上是正确的选择。只有那些想抵制民主政治、以便为非民主制度辩护的人们，还在那里竭力排斥民主的理念。
印度经验
究竟民主制度成效如何呢?虽然没有人真会去质疑民主政治在美国或英国、法国的作用，但是，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许多贫穷国家里成效如何，却仍然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谈到民主政治在贫穷国家里的成效，当然，常常会涉及到印度的例子。当年，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的独立要求时，就处处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能力。1947年，当印度独立的时候，这个国家确实处在某种混乱当中。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毫无政治经验，印度过去各自分治的地区之间尚未融合一体，政治上各种力量的分野模糊不清，同时还广泛存在着社区性暴力事件和社会失序。那时，对印度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还真缺乏信心。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政治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历届政府。虽然当年印度这个国家是由各个差异极大的地区马马虎虎、勉勉强强地仓促组合而成的，但它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运转得相当良好。确实，印度的各个部分正是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而结为一体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印度的各邦操各种不同的语言、有着多样化的宗教，在国家的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也构成了对印度生存的巨大挑战。当然，由于宗教和社区间的差异，印度的政治具有某种特殊的脆弱性，这往往会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们也确实数次这样做过（包括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由此导致了群众的极大恐惧。不过，当宗派性暴力活动乘机兴风作浪时，全国各界都会一致谴责这样的暴力活动，从而最终维护着民主制度的基石，以反对狭隘的派系摩擦。印度不仅是居于多数地位的印度教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之家乡，还拥有数百万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世界上大多数的锡克教徒、印度祆教和耆那教徒也都住在印度。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的生存和繁荣来说，这样的社会共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统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做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它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