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5)
2015-03-12 02:32
导读:实际上,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
实际上,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有成效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证据证明,在识字率较高的邦,组织公众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生命的不良影响,对这些地区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显作用。如果说,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尔·那都邦,现在出现了小型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家庭这样的观念,这无疑要归功于一系列相关的公众讨论和争辩。克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是1.7(与英国和法国相同,比中国的1.9还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未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和社会对话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识字率(比中国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别是妇女识字率,则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对话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人类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剥夺现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社会手段而消除掉。当我们衡量人类自身的“需求”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种种困苦境遇。例如,我们会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视为一种需求。我们甚至会想到“长生不老”,就像西天的佛那样用上三千年时间去探讨经书中的奥秘。但是,我们毕竟不会把“长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需求”,因为那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有些剥夺现象是可以预防的,也懂得如何这样做,而我们关于需求的概念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关于哪些事是可行的(特别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否可行)这类问题上,我们要形成共识和信念,就需要借重公众讨论。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和讨论的自由,不仅在产生对需求的社会认知时是关键性的,而且在确定经济需求的含义时也是至关重要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人人都认同民主的绝对重要性,若把民主与其它我们关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这确实是事实,在此问题上人类并无完全的共识。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缺乏共识的现象就充分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并不具普适性。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入手讨论下去:到底什幺是具普适性的价值呢?若有一种价值被视为有普适性,那幺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人都得对此价值表示赞同呢?如果确实必得如此,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幺具普适性的价值了。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
当甘地宣扬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适价值时,他并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当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适价值时,他并没有说人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这一理念,而泰戈尔毕生都在为探求、表述和传播这样的理由而努力。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关于某理念具普适价值的主张都会涉及到一些反事实的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特别是当人们对这样的主张尚未充分思考之时,他们未必会从中发现其价值。不光是在民主的价值普适性问题上,所有关于普适性价值的主张都有这样的隐含性前提假设。
我想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里所发生的最大的对民主的态度之转变,正是与这个常见的隐含性前提假设相关的。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众也没有机会实践它时,现在通常会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变成现实时,人民就会认同它。而在十九世纪,典型的情况是不会采用这样的假设,而那时被视为很自然的看法[恰如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预设式(default)]在二十世纪里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