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腐败──韩国模式透析(5)
2015-03-23 02:34
导读：韩国的成功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然而，这一发展模式与西方正统的完全竞争的经济制度却是背离的。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制度中不会产生经济政策、市场
韩国的成功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然而，这一发展模式与西方正统的完全竞争的经济制度却是背离的。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制度中不会产生经济政策、市场力量或生产者主权等问题，各个生产者都不能决定他的产品的市场价格。而这种对正统经济理论的背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加速了腐败现象的产生。阿克顿公爵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某种规律，韩国高度集中的由政府主导发展的经济，尽管取得了成功，但同时也使腐败这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在韩国的社会生活中蔓延开来。
腐败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权力的集中并缺乏应有的制约，各种腐败行为和方式几乎构成了另一种行政机构和独立的体系，腐败的目标几乎都是相同的，即为了满足个人贪婪的欲望。但在发展中国家，广泛的腐败还有另一种含义：它使较为贫穷的人无法接近资源，加入公共组织，得到法律的保护。事实上，腐败作为一种控制的系统，在发展中国家是广泛存在的，它通常成为掌权者奖励顺从者，形成一种权势者希望的政治结构并抑制那些不希望出现的社会冲动。在这种角度上看，腐败的实践是政府使群众保持在其原有位置上的一种通常的方式。
当然，保持一种至少是形式上的最低限度的民主外表仍然是值得的。独裁与恐怖的威胁必须与实际上的物质刺激联系起来以便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影响选民的投票。由于在玩这些政治游戏时所需的大量金钱无法从官方预算中得来，对于领导者而言，某种基金的资源对维持领导权力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因而有利可图的位置通常是被保留给小集团的成员或者是现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愿意参与这种政治游戏。这些有利位置的保持者也经常被同样乐意参与这些游戏的人们更换，而官僚中不愿参与这种非正式关系网活动的人则常常被安排到没有实权的位置上。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韩国的政治丑闻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全斗焕、卢泰愚等人所需的政治基金基本上都与受贿有关。因此，我们的初步结论是，韩国模式的成功在于其政府的主导，而腐败也正是由于这种发展的模式而产生的。政府的大权独揽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样，政府的大权独揽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也给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四，对腐败的种种制约因素
但腐败现象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存，并不证明腐败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李承晚时期，韩国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而腐败现象已经十分引人注目。由于官僚在那时已经垄断了政治权力，他们就只对社会荣耀物资财富的回报感兴趣，在牟取美援物资与款项的过程中政客同企业之间就已经结成了复杂的腐败关系网。企业成了"政治家的采邑"。政府官员与企业主相互勾结，共同掠夺国家财富，于是，企业"滋养"下的官员腐败无能，在官方庇护下的企业毫无生存竞争的能力，在造成了一个特权消费阶层的情况下，对本国的发展却并未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韩国的经济高速起飞前，腐败现象就已十分严重的存在，并不是发展就带来腐败，而是不发展也同样要产生腐败。
从本质上分析，"腐败"本身就是一种现代观念的产物。按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在前工业化社会中，现在人们称之为的腐败在那里却被看作是一种政府的天性。在这些社会中，政府总是掌握在一小撮人的手中。他们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以外，几乎没有考虑还要为社会承担什么责任，他们通常是把绝大多数的税收放进自己的口袋作为自己的钱来使用。只有极少数的人希望能在需要时为穷人做一点事，而这也主要是出于慈善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责任。大体上说，在这些前工业化的社会中，统治者总是"自由"地掠夺和剥削他们统治的人民。正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和民主政治体系的出现，才使人们开始对政府的管理有了"好"与"坏"的判断。人们对政府"好""坏"的判断标准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政府应该尊重所有人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少数特权者的权力；政府应对多数人的需要负责而不是少数人；税收代表着"公共基金"必需用在公益事业上，而不能当作私人财富为执政者和他们的代理人服务；公共基金必须通过正当的形式使用。如果按照这些标准，前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腐败的。也正因如此，当现代化进程开始以后，以前在一个国家的官员看来是正常的事情，现在却变得使人不能容忍了。李承晚政权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由于他们仍然沿袭了韩国历史上的官僚传统，毫不掩饰地带头腐败，又不重视经济发展，在李承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第四次连任总统后，终于激起了全国的公愤，并于1960年被学生的"4，9"革命运动所推翻。而继任的张勉政权在民主政治的外衣下，软弱无力，对扭转官场的腐败现象依然没有什么作为。结果，朴正熙推翻了张勉政权并以强力的形式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