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台湾－－对192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的(4)
2015-05-10 01:07
导读：四。知识分子的宿命？ 至此，让我们姑且用结果论的去看19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努力结果到底是如何，结果很清楚的是，我们发现虽然这个虽然是一个所
四。知识分子的宿命？
至此，让我们姑且用结果论的去看19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努力结果到底是如何，结果很清楚的是，我们发现虽然这个虽然是一个所谓启蒙的时代，但事实上所被启蒙的并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广大群众，而是知识分子本身。易言之，当时的知识分子很称职地扮演一个先行者（frontier）的角色。但是很不幸的，我们所观察到的除了这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外，当时的知识分子仍旧不是上“有力者”的代表。更进一步地说，从一些日后的如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知识分子并无法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有多大的力，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在他们被日本殖民政府抓了以后，他们过往的思想与行动对照起战后台湾社会的发展而言，似乎是一个剧烈的断层。说得偏激一点，似乎这些知识分子存在最大的意义是对后世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研究者所生。但事实是如此吗？至此，我们要问下去的是：那知识分子到底在要对这个社会负担起怎么样的责任？
根据Edward Said（1994）对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研究所言：他认为知识分子所应该负起的职责是：
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
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状况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
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而时有去代表的必要。
在另外的一段文字中，Said更指出：
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
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记录在
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
份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
虽然Said所言知识分子的内涵所对话的对象与前述1920年代台湾的知识分子不同。但Said的话却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提醒了我们关于知识分子到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一个问题。简单地说，Said强调身为知识分子对社会与相关建制的批判性，这提醒了我们知识分子的对话对象并不如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只有国家而已，而应该还有对“知识”本身的对话。但可惜的是，我们都忽略了这一个面向，我们将太多的精神摆在知识分子与国家或政权的这一个问题上，且过去我们还没有将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给分别考量。事实上，文化圈中那一种“贤人”的理想影响之下，知识分子自己也相信自己确实对国家或政权有一定程度应该负起的责任。也因此在对19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所从事社会运动的研究，我们一直无法从政治的牢笼中出来，我们可能刻意忽视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讨论，而满心以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以民族主义的抗日运动为职志；不然就是以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为职志。但至此，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社群做，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应该好好去反省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但回到前面所谈过的问题，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他们与庶民社会的关系应该为何？对于这一个问题，我想分别从台湾史上日据末期的皇民化运动、战后至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与1970年后开始实施本土化后及日后所产生民主改革去谈这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似乎大都集中在对知识分子的“理想型”（ideal type）这一个问题的讨论上。诚然前述的那一些知识分子确实忠实地扮演好我们在进行对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研究时的那一种ideal type的角色。但理想型终归是理想型，纵然是百花争鸣的1920年代，这些理想型的知识分子恐怕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且事实上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是与当时政权合作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的话，所谓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确有其影响力，但所影响的层面真是那么地大吗？
五、近代台湾历史的发展中的国家与知识分子：
我们姑且先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为讨论的起点。为了澄清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到底对当时的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一个问题。我们先讨论皇民化运动对一般庶民的影响，更确切的说，我们是在讨论国家与知识分子影响力孰大的这一个问题。在庶民史的这一个层面来说，我想以流传在皇民化运动时期的两个故事－－“莎勇之钟”与“国歌少年”为例来说明殖民政府透过的方式去“启蒙”一般人民的国家意识与知识分子面对外来思潮因而对自身社群的启蒙过程，两股势力间是否有其重叠之处，或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