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台湾－－对192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的(5)
2015-05-10 01:07
导读：莎勇之钟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38年，在的一名利有亨社的泰雅族少女莎勇，为了帮出征的日本老师搬行李因而牺牲生命的感人故事。当时的台湾总督长谷
莎勇之钟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38年，在的一名利有亨社的泰雅族少女莎勇，为了帮出征的日本老师搬行李因而牺牲生命的感人故事。当时的台湾总督长谷川为了表扬莎勇的事迹，特别颁赠一只钟给利有亨社做纪念，而这只钟，后来就被称做“莎勇之钟”。另外一个国歌少年的故事是在当时的公学校课本中的一个课文，主要是1924年生于新竹州苗栗郡公馆庄的詹德坤的故事，而简单地说，他真是一个爱国的小孩，连临死前都不忘唱日本的国歌－－－君之代。这两个故事都分别在当时的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国歌少年的这个故事就连日本人也非常地有兴趣。且顺势着这两个故事，当时的殖民政府还顺势地推出了许多与此两故事相关的活动如拍摄
电影等，藉以强化这两个故事的正当性。而这两个故事对当时的台湾人民到底起了多大的，根据郑丽玲（1994）对台湾战时体制的指出，当时台湾在战争末期所实行的志愿兵制度，根据这些台籍日本兵的口述资料，也可以发现这其中的理由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日本的成功”。这样的一个“教育成功”乃至今日成为台湾每每被批评为“日本情结”的源头。而我们要去问的是在此间，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为何？
在皇民化的这一个个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国家权力的充分展现，前述1920年代的那一型的知识分子至此很少有其生存的空间，遑论他们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这应该也是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口中的terror吧！在这一个个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在面临国家权力的无力，或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只能如王昭文（1990）的研究所指出的：从的场域退回到文学的领域中。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底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我想其中一定是有一种是前述如E。 Said所谈的那一种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却在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显得那么无能为力。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类似的状况，我们同样可以在战后乃至二二八事件爆发间的台湾社会中看到。只不过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突如其来地面对日本殖民者的败退，对所谓的祖国感觉又是如此的模糊下。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的人数投身所谓的社会改造运动，他们同样的面对一个新。但可惜的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机器，此间如192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团体或人物又重现江湖了。原本被禁锢的舆论一时之间也风起云涌了起来。但这一切的反抗如二二八事件却仍是由一般人民所发起的，吊诡的是，事变后死伤密度最高的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忠实地扮演一个思想上先行者的角色，但也同时必须在政治上扮演殉道者的角色。君不见，自1949年国民党流亡来台后，自1950年代所产生的白色恐怖，抹煞了多少知识分子对改革社会的期望。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之后所发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的“化”与当年日本的“皇民化”有什么样的不同？而处在其中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无法去产生影响力，但在其中所谓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能力去对抗那一种李欧塔口中的terror。但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去对抗国家的影响力呢？
而从另一方面看来，不论是所谓的皇民化或中国化，所见受影响最深也最直接的，无疑的是一般的老百姓。但同时也给了知识分子进行启蒙的可能性。在过去台湾知识分子的中，即便到现在，我们都不断地看到这种知识分子试图去启蒙大众的现象。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感度是绝对有他们的道理与他们的知识背景，但这样的思维模式却往往被启蒙这样的行为给限制住了。如同1920年代希望唤起民众从事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想透过启蒙的方式去说服群众相信他们的说法是对的。但在同时，却不免社会固定被视为“启蒙者”的角色－－－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进行启蒙，但有没有效果或会不会产生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效果则要配合当时整体社会的状况去判断。知识分子最终还是被自己“启蒙者”的这一个角色给绑死，结果与一般的群众越来越远，最后失败后，不是在那怪外来力量的压抑不然就是说自己对情势的错估。这其中其实也暗示了知识分子基于自己所拥有知识所产生的优越感，并因为这个优越感产生与社会的隔阂。到最后终于映证了中国的那一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