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科学精神(2)
2015-05-24 01:47
导读：第三种观点认为，德治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治(ruleofmoral)是与法制 相对立的范畴，其核心不仅仅是强调要依靠、通过道德治理社会，更在于强
第三种观点认为，德治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治(ruleofmoral)是与法制 相对立的范畴，其核心不仅仅是强调要依靠、通过道德治理社会，更在于强调德规优于 法规、道德高于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它则是以道德规范作为事实上社会的最高规范体 系。”或者说，“广义的‘德治’是指，凡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的政治 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应有功能，以达到维护和稳定社会目的的国家控制模 式。”而狭义上的德治是指，“仅依靠道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来实施统治的 国家控制战略”(冯振萍，陈路芳：“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
广西大学学报》(哲 社版)，2002，1)。这种认识是与德治具有关联性的德法关系的复杂性有关的。同时它 也认识到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功能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广义德治观认为 德规高于法规，这显然是受康德道德观影响，认为法只是道德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以特 殊的形式和手段实现道德的目的。却没有认识到道德与法的区别，即法具有道德所不具 有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的技术规则。同时以社会秩序为目的，没有考虑到德治要解决 人的内心信念的问题。人的主体内在价值的培养，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决不等同于社会规 范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治首先是治官而非首先治民。德治的内涵涉及四个方面：一是 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二是教化；三是治者的道德垂范；四是在法与道德之 间寻求平衡，使立法司法具有道义性。(上海社科院2001年3月10日“学习江泽民同志‘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这种德治强调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自 身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这种观点的思维定式还是沿袭古代中国德治的“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认为为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对百姓的道德言行以及对社会的稳定起 着关键作用，即“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仅靠对共同的价值信仰、权威认同和道德行为规范而忽视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 正性，历史证明，社会秩序维系于官员之个体道德而无外在制衡措施是不可取的。同时 ，如果将作为官员的责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这决非是康德意义上出于责任的那种高尚 道德行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页)，而不过是降低 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罢了。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是“为政以德”这种传统式的道德教 化，它还是一种社会正义的诉求，一种社会美德的寻注。而这后者正是德治的精神实质 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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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对当前学界德治思想的简单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理论界对德治思 想的研究态度是积极的、成果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学界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首先，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在这种工 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德治观中，强调更多的是德治如何为政府统治或治理服务，而有意无 意地忽略了德治对公民权利和主体素质的终极性价值追求。其实这是对“以德治国”理 念的片面理解，“以德治国”理念应该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既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政 治功能，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从而在目的和手段的结合点上达致‘ 有德而治’与‘有治而德’的有机统一”(张晓东、李兰芬：“‘以德治国’谁为主体 ”，《道德与文明》2002，2)。
其次，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泛政治倾向，而忽略了德治思想深刻的价值理性 和社会信仰导向。德治不仅仅是政府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 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
再次，割裂德治工具品质和价值品质之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当前中国学界对 德治思想发生误解的学理根源。强调作为价值品质即实体性治理内容的道德境界层面的 德治内涵，而忽视了工具品质的制度化形式，使得德治难具操作性，这是当前德治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