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3)
2015-06-24 01:06
导读：我很难同意今人继续沿袭从吕留良、章太炎那里沿袭下来的单一而峻急的道德标准，也不赞成今人以同一理路反过来为黄宗羲的气节做曲意回护。道德苛求
我很难同意今人继续沿袭从吕留良、章太炎那里沿袭下来的单一而峻急的道德标准，也不赞成今人以同一理路反过来为黄宗羲的气节做曲意回护。道德苛求或曲意回护，都预设有一个很成问题的前提，将历史道德化，以高调逼人，甚至是以理杀人。这里说的“以理杀人”，当然是从戴震所言的伦理冲突而来，但又不限于此，是应指向一个更深层面：文化价值与历史环境的紧张。后一层面比较隐秘，却更为长久，又时常为人所忽略。而道德苛评之逼窄，要么是牵引人远离这一层面，要么是在这一层面火上浇油。人们通常只注意历史的狂涛巨澜，很难看到惊涛裂岸之后，退潮时分步步收汁烤干，而留在这一空间里的人，几乎是在忍受蟒身蛇舌的冷火舔噬。所谓拉奥孔的痛苦，不仅具有
美学价值，其刺探历史幽暗的深度，也超过通常的历史作品，同样摄人心魄。三大儒中，唯黄氏犹如拉奥孔，生活在退潮之后，忍受蛇舌舔噬，其中年壮怀激烈，晚年曲折松动，都有大不得已之痛。读黄氏晚年诗，应能处处声闻拉奥孔无声呻吟之点滴？如果今人还是从变节与否的道德词语去评论此类历史问题，不仅再一次陷于“夷夏大防”的此胶彼漆，自陷古人泥沼；更为可惜的是，也辜负以英雄暮年内心浊泪凝结起来的这一特殊个案，此一个案郁积历史文化冲突之信息含量，非寻常人生能够触及。而这一信息含量能提醒后人提问的地方，恰恰在于：将民族主义定位于历史文化，能否使民族主义坚持长久？这不是黄宗羲个人的困境，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在面临外族入侵时期的集体困境。
从目前可见的历史资料统计，汉民族遭遇过多次异族入侵，每一次入侵都激起激烈的反抗，而越往近代推移，越容易把民族主义的气节只收缩为历史文化的认同与坚守。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对异族入主中原的集体抗争，没有一个能坚持到一个世代以上。即以反抗之持续这一特殊角度比较，中国可能还比不上一个弱小波兰。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一国三政，汉奸数量之多，大概只有地球上另一个同样以历史文化自负的法兰西可以比拟。如此难堪的当代记录，应该迫人深入一步想，这是一个道德机制问题？还是将民族主义定位于文化认同很难避免的内在矛盾？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这一矛盾困境大致可以从两头说。
一是历史中人的具体处境。能从效忠于一姓一室的王朝遗民或称政治遗民中超拔出来，进入以历史文化为认同对象的文化遗民状态，这是民族主义的一次飞跃。这一飞跃在顾炎武那里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述，同时也潜伏下危险。成于斯者败于斯，只要新王朝改变文化政策，承认文化遗民念兹在兹的历史文化，遗民很快又会有第二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或可称超拔，则是向着另一方向运作，逐渐弥合此前因文化定位而产生的政治不合作距离，当后者认同他们的历史文化时，前者则逐渐认同后者的政治合法，再一次成为新王朝的政治顺民。从政治移民到文化遗民，再从文化遗民到政治新民，多半在遗民的第一代后半期发生，至迟也难拖过第二代。一跃而为文化清流，这是螺旋的左半圈；二跃而为政治犬儒，这是螺旋的右半圈；如此超越再超越，画完一个圆，也就落到地面实现了从文化到政治的软着陆，完成一代士人对新王朝的强权认同。文化自矜与政治犬儒之间，可能只隔着一张纸——就看新强权承认不承认他那一点历史文化。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只要有中常智力，多半会很快看破并捅破这张纸，统治者在纸的这一边只要跪下一只腿——认同对方的历史文化，就能赚得对方在这张纸的那一边跪下两只腿，全方位认同新的统治秩序。由此，文化遗民也就在一代人甚至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从文化自矜到承认新朝的转折。至于用什么样的理由来平复内心的自责，则因人而异。如黄宗羲为儿子向新朝大学士徐元文谋职，致信后者曰：“昔闻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10）甚至如史可法这样的抗清英雄，都留下有这样悲愤的遗言：“我为国而死，我儿当为家而活”（11）再大胆猜测一句，现代史中如周作人下水认同北平日人统治，也未必没有这样的心理理由。文化自矜者转折为政治认同，并不少见，从历史到现实，充塞于途。至于是三年食薇，还是当年即止，反而并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