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论纲(11)
2015-06-25 01:06
导读：网络全球的文化中国并不是天方夜谭。独特的语言和文字，高昂的学习成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使得中华文化很难为其他文化所同化，也赋予了
网络全球的文化中国并不是天方夜谭。独特的语言和文字，高昂的学习成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使得中华文化很难为其他文化所同化，也赋予了它强大的延续力。庞大的人口数量赋予中华文化天然的优势，市场占有率极高。更何况，经过数百年的移民，如今华人遍布全球，而且依然忠于自己民族的传统。实际上，一个中国人很难不成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例如，一般被认为“全盘西化论”者的胡适，一到国外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了。中国是天然的文明核心国家，在儒教圈里，无论是人口、疆域、还是国力都是第一流的。这一切意味着，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巨大可能性。亨廷顿指出：“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散居在各地的华人，既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中国文化’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0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
亨廷顿指出：“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核心国家、若干个成员国及生活在受另一种不同文明支配的国家的人。”杜维明更加准确地描绘了“文化中国”的地图。“儒学不是一种组织化的传教传统，但在西元前一世纪，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她就传播到了东亚的那些国家。在宋代儒学复兴以降的世纪里，儒学的时代就包含了15世纪以来韩国的朝鲜时代和越南的黎朝的晚期，以及17世纪以来日本的幕府时代。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进入之前，在行政技巧、精英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以及大众道德话语方面，儒教的教谕是如此地居于支配地位，以至于中国、韩国和日本明显地是‘儒教’国家。我们还可以说，在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各种东亚社群，也都处在儒家的影响之下。”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也许亨廷顿所预言的儒家政治同盟还较为遥远，但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上的全球经济合作网络却正在成为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成功得益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没有边界的华人商人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家庭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关系网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于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亨廷顿指出：“尽管当前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营销和服务人才（香港）；一个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个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力供应地（大陆中国）。”此外，大陆中国还是所有正在扩大的市场中最大的潜在市场，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以当地市场销售和出口为导向。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1993年11月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这次大会被亨廷顿称之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为华人必胜信念举行的一次庆典”。他不无遗憾地说道：“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
犹太民族提供了一个没有国家支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范例。早在罗马帝国初期，犹太民族就失去了家园，四处流散。然而这只是身体和地理意义上的流散，因为犹太人是一个以文化、宗教异常紧密地凝聚起来的民族。尽管在“大流散”中，犹太文化在世界范围经历了与各种文化的接触和冲突，但却能一以贯之地将其基本特征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在历史上甚至在当前，犹太文化总是能在保留其根性的前提下，不断吸收和利用异质文化因素，对之加以筛选、调适和改造，从而成为一种延续了4000年而仍然充满活力的文化。换句话说，犹太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国家，但是在精神上却没有流散。由于有了这个文化的根基，它甚至可以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国家——以色列国。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七、新世纪的文化复兴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