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4)
2015-07-04 01:29
导读：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２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２１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
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
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２２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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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
三
借鉴西方学者威廉Ｈ·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
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２３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１１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１１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２４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２５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