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2015-07-02 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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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1613～1682)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就学问的广博论，一时无出其右。前人评价亭林之学，往往推崇他以实证方法，开乾嘉考据学的先河，其实就考据而言，亭林的学问远未臻精密。钱大昕纠弹《日知录》中率尔未确之说，甚至以为未尽脱明人旧习。我想，若以乾嘉之学的标准衡量，钱大昕的判断似不为过言。亭林学术的真髓实际在寓学问思辨于典礼制度的考究之中，在实证性的考据中阐明古今之变、治道之要，他的全部著述都贯注着通古今之变的闳通见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这种见识和胸襟成就了亭林学术博大的气象。置身于改朝换代之际，汉文化的沦亡促使他思考天翻地覆的历史变革，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亡呼声（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启超在《无聊消遣》一文中引亭林语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遂为名言。参看蒋寅《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收入《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来》，p.166）。这种富于实践精神的学术取向，决定了他对文学的独特理解，也决定了文学在其学术中的位置。作为文化振兴和改造的内容之一，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被付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屋建瓴的思考。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这么说当然不是着眼于动机，而应该说是着眼于某种结果。因为顾炎武平生最鄙视文人，他自己也从来不以文士立身处世，所以很少单纯地思考文学问题，更少专门探讨诗学问题，他有关文学的研究和议论往往与经史之学密切相关。当代学者将顾炎武诗论概括为：（一）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诗歌反映现实；（二）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三）提倡自出己意，反对模仿依傍；（四）主张多读书，强调博学（注：张兵《顾炎武诗歌理论初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第四章“务实学风的倡导者顾炎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世英《清初诗学思想研究》，敦煌出版社2000年版。），可以说揭示了亭林诗学和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面，而从清初特定的诗学语境考察，则还可以对亭林诗学的独特内容和价值作一些发掘。比如对文学概念的分析，考古而知今的学术方式，对“真诗”观念的多层次阐释以及对诗歌音韵学的研究，这些问题都与顾亭林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路径相联系，不仅体现了亭林学术的个性特征，对清代诗学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博学于文：顾炎武诗学的学理基础
顾炎武首先是一位儒学大师，研究他的诗学不能与其学术整体割裂开来。众所周知，亭林平生最敬重朱子，抵关中后居所未定，先斥资修朱子祠，足见朱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亭林的学术却决非立足于理学，在经学即理学的观念主导下，他的学问截然跨越理学藩篱，直接上溯本经，走上立足于知而更注重行的学问道路。在他的观念中，圣人之道归结起来只有八个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与友人论学书》，p.41）。这八字真言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非但保持了儒学的实践本色，更还原了儒家对“文”的固有观念。《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条写道：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品节斯斯之为礼，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于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记》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而《谥法》“经天纬地曰文”，与弟子之学诗书六艺之文，有深浅之不同矣。(p.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