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否定((2)
2015-07-19 01:12
导读：斯大林-苏联模式是以国家至上为发展原则的，忽视了民众的需求。斯大林并没有让人民过上与苏联的强国地位相称的生活。新经济政策时期取消的凭证供
斯大林-苏联模式是以国家至上为发展原则的，忽视了民众的需求。斯大林并没有让人民过上与苏联的强国地位相称的生活。新经济政策时期取消的凭证供给制到1929又恢复了，一直到1935年才取消。1929年，工人每天得到600克面包，其家庭成员300克，每月200克到一公升植物油、一公斤食糖，工人每年得到30－36米印花布。[6]据俄罗斯经济学家巴齐利计算，工人的平均工资1913年可以买333公斤黑面包，而在1936年只能买241公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工人用于吃饭的钱占其工资的50％，1935年则占67.3％。[7]1913年，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住房就很紧张，人均7平方米，1928年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积为5.8平方米，1932年为4.9平方米，1937年为4.6平方米，1940年为4.5平方米。一五计划决定建造住房6250万平方米，实际只建了2350万平方米，二五计划决定建造7250万平方米，实际只建了2680万平方米。1952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所购买的食品数是苏联工人的3.6倍，美国工人则是苏联工人的5.5倍。在革命后25年，苏联工人的生活仍比西方工人差很多。[8]
斯大林-苏联模式排斥了社会和民众的参与，国家的
政治经济生活都按党的机关的指示行事，干部由党组织层层任命，苏维埃的代表也都是党指定候选人通过等额选举产生，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相应的民主形式予以保障。当国家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的需要发生矛盾时，民众毫无办法。在斯大林时期还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期间赠送贵重礼品和包裹制度，在这一时期，党政干部兼职普遍化，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拿到几份报酬，党的精英们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官僚主义和贪污不仅引起劳动者不满，普通老百姓感觉不到他们才是自己国家的真正主人，因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务的责任感减退了，民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很难发挥，而且，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官僚的地位和晋升完全取决于“上层”，取决于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苏共的一些领导干部在政治品德、物质待遇、生活方式上早已脱离了人民群众，他们的所思所想也与广大民众格格不入了。1991年6月，一个美国学者对莫斯科的精英分子进行一项调查，得出结论：其中76.7％的人是资本主义者，12.3％的人是民主社会主义者，9.6％的人是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其他占1.4％，在苏联上层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9]最后，苏联共产党在人们冷漠的注视下让出了政权。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斯大林-苏联模式不讲法治，领导人的权力大于法律，侵犯人权的事屡见不鲜。斯大林把阶级斗争看成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10]1936年苏联宪法明确规定：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及示威自由；规定了苏联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长批准，不得逮捕；公民住宅不可侵犯及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之保护。遗憾的是这些权利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在苏联，有法不依成为普遍现象，在决定事件发展的过程中，领导人的个人喜好和权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苏联的法律系统也不完备，留有许多空白，法律“治民不治官”，随意性强。
没有法律根据地进行“大清洗”是斯大林时期的一大特色。斯大林认为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清洗伴随着整个斯大林时期，高潮是在30年代。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是从清除党的上层反对斯大林政策的人开始的，地方上按指标和名额进行“清洗”，由内务部而不是法院判决。[11]1934年参加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的党的十七大的代表有1961人，其中1108人被枪决，在这次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消灭。根据官方提供的资料，1936年内务部记载有1118人被判处死刑，在1937年有353074人被判处枪决，1938年有328618人被处死，1939年有2552人因反革命和叛国罪被处死，1940年有1649人，1941年有8001人。[12]无论如何，党政军中如此多的人被镇压都是国家的灾难，卫国战争初期苏军的失利与此有很大关系。“大清洗”严重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基础，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硬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