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3)
2015-07-21 01:37
导读：总的说来，何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基本上没有超出战后以第三世界为中心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的范围。但在改革
总的说来，何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基本上没有超出战后以第三世界为中心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的范围。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西化派、买办化“智囊”统治了１０年后的中国，以官方立场和地位出现何新的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
何新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苏东波”风潮之后；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媒体齐声讴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胜利”的时候，何新的发言是引人兴味的。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绩
何新当然谈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但具体而言，何新在这方面恰恰不是说过了、说大了，而是说少了，颇为自制。１９８７年，世界银行对１９６５到１９８５年的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经济，做了比较。在这一段时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比印度多４０％。从１９８０到１９８５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每年为８．９％，印度为５．２％。８０年代初，中国大陆每单位粮食收成高印度一倍；１９７９年，大陆每公顷米、麦、玉米的产量是印度的一倍或一倍多。１９８５年，中国大陆的平均年龄，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人均热量摄取量，仅次于日本、台湾和韩国。十亿人口的中国，这样的成绩，相形于广大第三世界长期、慢性、严重的贫困和发展不足，即使是对中共最苛评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无法否认的成绩。比起其他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忽视农村福祉、追求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对外国资本与技术高度从属化，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而完全牺牲独立自主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的其他落后国家，中国大陆围绕着她的广大农村，广泛动员长期贫困无助的农民，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坚持自力更生、平均分配的发展，显出独特的风格与成效，而广受赞扬。而即使有过１９５８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起落和转折，到７０年代末，中共还是取得了这些不平凡的成绩（M.Selden,1990）：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在城乡内部缩小了不平等；快速而巨额地增加累积和投资，使工业显著发展，打下了重工业发展的技术和总体经济的基础；消灭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现代贸易、工业、金融和财政的支配，农业生产率初步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工人阶级获至实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收入、社会地位及福利有巨大增长。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集中与放权的循环与矛盾
这些快速累积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国主义重兵包围，与市场隔绝中，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取得的成长，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对广泛翻身贫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１９７６年以前）的党、魅力领袖和社会主义理想（vision）的条件下，以“动员性的集体主义”（mobilizatonal collectivism），以赤裸的人海劳动所完成。在广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绝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壮、宏伟的评价，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正如何新指出，优点的延长部分往往成为缺点。何新指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集中性，产生了“国家权力的盲目扩张”，把一切管得太紧、统得太死，也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和腐败；而一旦最高层决策错误，容易造成大患。
事实上，从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史看来，“高度集中”并不是常态。具体说，一部大陆经济计划和政策发展史，是不断地重复“集中－－放权”的循环。而在管理、计划、分配权的下放时期，有时同样也产生和集中主义时期一样的经济结构重大失调的问题。“一五”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受到无法避免的苏联模式的影响，搞高度集中计划，甚至放弃了中共在１９４９年之前长期、丰富的农村经验，急切地搞强迫性合作化。结果工业积累固然陡增，农村贫困情况没有太显著改善。“大跃进”（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搞放权、鼓动群众参与、大办公社和炼钢，结果因分权过滥，基建膨胀，本位主义和过度平均主义的发展，使生产积极性最终下降，甚至在部分地区产生饥馑，但为日后农村工业化打下可贵基础。１９６１到１９６５年的“调整时期”很像１９８８年以后的“治理整顿”和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的农村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放权，这时又搞集中、上收和调整（不当的下放企业之裁、停、并、转），发展小规模私有和“一自一包”。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又恢复“大跃进”时期的“鼓动人民参与，大幅放权”，并且在准备世界性战争，发展内陆的、大地区独立作战、自主的工业和经济体系遂又产生地方发展和权力的过分膨胀。１９７６到１９７８年的“洋跃进”，基本上沿“文革”的躁进发展，却同时大量引进外资。改革开放时期（１９７８年）前半，基本上是经营和权力的下放（所谓“放权改革”），至１９８７年，空前的本位主义，“过热”发展，基建膨胀，超发工资，奖金和集体消费膨胀，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１９８８年后又搞收缩、调整、上收。但旋即受到赵紫阳“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冲击，在中国沿海地区刮起大规模“建设”，调整的计划停顿，经济进一步失调，基建过度膨胀、资基相对短缺，需求却因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的膨胀，物价陡升，而官僚体制则进一步肥大化和腐败化。至北戴河会议，又搞集中、调整、裁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