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下)(2)
2015-07-25 01:20
导读：王宜昌的观点得到了张志澄、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等人的响应，但王景波的论证方法和角度与他们略有不同。王景波以列宁的帝国主义／ 殖民地理论
王宜昌的观点得到了张志澄、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等人的响应，但王景波的论证方法和角度与他们略有不同。王景波以列宁的帝国主义／ 殖民地理论为根据，认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外国资本的支配必然要在中国造成以它为主体的商品生产的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发展不仅加重剥削，并且要改变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所以“中国的一般的经济关系，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为争得民族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要推翻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剥削’，而是外国资本的统治”。“中国的土地问题之解决（即为充分发展民族生产力，消除土地的垄断），无论在经济或
政治的观点上，只有在推翻外国资本支配之下，才可思议”，所以“中国民族取得独立后，土地的改革将采取何种的形式，这是属于将来的事，今天且慢些讲”。【22】与王宜昌一样，他也是反复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而缺乏有关中国农村的必要的实际资料。
四
对于“中国经济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立即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出大量反驳。
首先，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界（人与土地，机械，肥料等）的关系”，亦即“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农业资本家与雇农的关系，“农村与都市经济以至于国际市场（对殖民地而言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农村经济学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地主、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农民、雇工的，农民是如何分化的，工业资本、城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剥削、压榨农村并使农村破产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种种技术性问题是农学家或农业经营学的对象，决非农业经济学的对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23】为什么一定要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呢？这实际有一种理论预设，即中国农村需要社会革命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们说得十分明确：“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断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24】
其次，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总和，因为生产资料如不与劳动力结合，生产便无法实现。“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条件却因所处社会之不同而完全相违异。”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否注意生产力”，而在于“怎样注意生产力”，因此应从研究社会经济改造规律这一角度和出发点来注意、
研究生产力。【25】当然，他们无法否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非常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互相作用，尤其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派”的谬误在于：“1。他们只看到生产关系底被动性，而没有看到它底能动性，即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因此也就不能理解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的冲突。2。他们因从机械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推进生产关系），不从矛盾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立的统一），因此也就不能理解运动中的飞跃过程，即生产关系底突变。3。这种机械的客观主义在实践方面，不是变成悲观的宿命论者，就是变成乐观的等待主义。”【26】很明显，他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论述已很成熟， 几近于日后的“标准论述”。
第三，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中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的富农手中。另外，农村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一般地也是以地权为基础的。而土地问题也就主要是指土地的分配，亦即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的性质，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仍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7】他们把土地问题作为农村中心问题，无疑比王宜昌等将农业资本作为中心问题更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当然就更具说服力。
